肺癌，手术前我去看他，带去了花篮和祝福，原以为面对的会是形销骨立阴凉凄惨，却不料老人形容开朗谈笑自如，分手前还给我写了幅字：“凶吉福祸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七律，据说是白居易读《 老子 》后作的。我把这字拿去裱了，郑重其事挂在了写字台的上方，失意时深深看它两眼，很是能从中得到些安慰、感悟。这工夫，在刚刚遭受了致命打击一个人坐在空空的剧场里时，我又开始在心里默念它了，一字字地仿佛念经。却是不论怎么念，虔诚地念，也轻松不起来，超脱不起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这部戏再上不了，我恐怕就别想在这个单位里混了，能不能留北京可能都是问题，就这么回去？怎么跟母亲交代？因为父亲的缘故，母亲对我寄予了无限期望。
“韩琳，”我茫然扭过脸去，是他，那位我尊敬的老师，站在座椅之间的过道上，两眼含笑，问，“完了？”
我一语双关：“完了。”
他轻声一笑，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听我说韩琳，《 周末 》相当不错，可以说非常成熟，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东西。坦率说，我没有想到。”我瞪大了眼睛，他的神情诚恳认真，不像一种安慰，“你很有才华，戏剧感觉很好。”
“那您上午为什么没来？”我不禁嚷道。
“有点非办不可的急事。没关系，我的意见都跟领导谈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本子还需要做一个调整，结构上的调整。打个比方，一幅画，每个局部都很好，眼睛、鼻子、眉毛、嘴，都很好，很美，可是假如安错了地方，嘴安在了眼睛的地方——”我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明白我明白了。“两天时间就够！”这是他最后的话。
我在闷热的小屋里整整待了两天两夜，吹着电扇，两腿浸在一只凉水桶里，调整剧本，让“眼睛，鼻子，嘴”各就各位。剧本交上去之后我就躺倒了，高烧，头疼欲裂。早晨申申来过一趟，收拾房间打开水送饭，一阵旋风般地忙活之后就走了，她家胖子的“个唱”正在关键时刻。这天天很好，夜里下了场大雨将多日来的闷热一扫而光，邻居两口子上班去了，我得以敞开房间门让习习的凉风由窗至门自由出入。真舒服啊，我闭上了眼睛，睡意渐浓。有敲门声，我叹息了：“进来！”单元门开了，门外的人进来了。是他，我的老师！心中一阵紧张，到现在我也解释不清这突如其来的紧张。一切都应被理解为正常的：她有病，他来看望病人。他是这病人的同事、老师，有权也有义务表示一下关心。当然，她敬重他的成就，他欣赏她的才华，但这也是一种不超越同行、同事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一点超越这种关系的东西，可我就是紧张，这算不算是一种预感呢？
他进来，并顺手把我敞着的房间门关上了，然后走进来，站住，把拎在手里的一大网兜水果放在床边的桌子上，坐下。我想起身，他不让，却没说话，只是那样微笑着摇头，含着温和的责备，这责备让人从心里头感到舒适。该我说话了，却找不着话说，急中生智一向不是我的长处，心里一阵焦躁。“药都按时吃了吗？”他随随便便拿起桌上的药瓶，自自然然地问，气氛立刻变得又随便又自然。我真感谢他的细腻、体贴和聪明。“没有打针吗？”他又问，我笑着摇头。他不看我，看着我的写字台说：“不打针也好，药物对你来说是次要的，你需要的是休息，你太累了，一个人，什么事儿都要靠自己……”他突然转过脸来，看我，目光里深沉的理解使我的心一阵抽搐。我避开了他的眼睛，眼角溢出了泪水。我想他不会发现，我已提前把头转向了里侧。屋里一阵长久的极静。“还烧吗？”随着这声悄然询问，额头上感到了一只清凉爽滑的手。我不敢动，全身的神经都集中上了额头，然后又将额头的感觉向下传导，传到四肢、躯干和胸腔里那颗满是皱褶的心。于是心被抚平了，松弛慵倦像蜷卧在飘在微尘里的阳光里的猫。我愿意永远是这只猫，我愿意时间就此打住世界就此定格。可是那只手却不可避免地移开了，心立刻紧缩，沉沉、沉沉地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来的状态。……忽然，眼前暗了下来，我睁开眼睛，发现窗帘被拉上了，他在昏暗中走回来，解释说：“外面的光太亮了，你不觉着刺眼吗？”这时该怎样回答？我不知道，完全像个傻瓜。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俯下身子，他吻我了……我从来没想到吻是这样的，最早我以为那只是唇与唇的接触，后来才知道不是，却不知道怎样才是，原来这样就是！我不能不可怜自己，也算是学过医的，懂得人体，懂得骨骼肌肉血液器官，却不懂得生命，生命原来是这样美妙，美妙得难以言喻，我枉自来世这么些年，空负了造物主对人的厚爱……某根神经的不安忽然使我警觉，我几乎是下意识拦住了他用意明显的手，同时下意识地说：“不。”
“为什么？”
真的，为什么？但我没有力量细想，“不。”我只有机械地重复。
“不会怀孕的。”
“不。”
“真的不？”
“不……”
他放开了手。他站起身来。他走了。
我独自躺在我的小屋里，好久，一动不能动，脑子也是，好像是服多了冬眠灵。后来，病加重了，感冒未愈又添腹泻，我的自我诊断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病完全好了时，我的理智才恢复了。我谴责自己，严厉如谴责一个堕落的女人。
我去剧院，这天正是《 周末 》剧组的建组大会，全团集合，一路上，大伙对我的到来表示出的由衷欢迎使我心情明朗，使我更坚定了对那一切的厌恶。但我不打算不公平地仅指责对方。由后台进入剧场时我在化妆间里停了一停，化装间到处是明亮的镜子，对镜照照，镜中人沉静，自信，生气勃勃。我笑笑，走出化装间，向剧场走去。我已决定了再见他时的表情：大方，诚恳，热情，庄重。总之，一如既往。我做得到的，只要我想做到。会议开了整整一个上午，领导讲话，导演阐述，演员发言……一直到十一点半。心里不知为什么总像缺点儿什么似的空落落的，静下来想想，不得不承认，这是因为一上午没有看到他的缘故。几次有意无意四处扫视了整个剧场，没有他的影子。他去哪儿了？
出差了。还有一个礼拜回来。
心里一阵怅然若失。为什么这样？难道在厌恶的同时还存在着思念？不，不是思念。这不过是想在唯一知道这龌龊秘密的另一个人面前表白自己坦荡的急切罢了。这秘密太沉重，唯此才能减轻它在自己心上的压力。我等着他的归来，我要彻底结束错误，恢复正常。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女人并不都如男人一厢情愿所揣测的那样。希望他不要把我在病痛中的软弱当做对女人的经验接受下来，那不过是一个错误，一个正常状态下不会发生的错误。
这其间我应邀又去了我那位男友家一次，程序内容与上次完全相同，做饭，吃饭，说话，只是在分手前有了一点变化：临出他家门的时候，他把两只手轻轻放到了我的肩上，轻到那只是一个姿态，几乎没有实质上的碰触，然后，轻声问我：“可以吗？”我眼也不眨地干脆说道：“不可以。”他点点头，收回了手，丝毫不以为忤，大概是把我的拒绝理解成了矜持、羞涩。一个男人连想亲热亲热都要先征求意见，要先问一声“可以吗？”那答案就只能是，不可以。凭着这个“面”，这个“肉”，这个怯懦腻歪不敢承担就不可以。那一瞬我想起了他的吻，坚决果断地，不容置疑地，居高临下地，更重要的——适时准确恰到好处地！……全身禁不住又是一阵颤栗，通了电一般。
我等着他回来。
他回来了。
在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他，是在路上，从宿舍去剧院的路上。面孔半点儿也不耽搁地发起烧来，我没有办法，只好盯着路旁矮墙似的冬青拼命想：这么多树怎么会长得一般高呢？修剪过？并没有见谁修剪啊！真可笑，一般高。……他在看我。我没看他，但全身都感觉到了他的目光，那目光深厚锐利，心又抽搐了。“病彻底好了？”他总算开口了。我点点头。“我走的时候太匆忙。”我点点头。“我买到那本书了。只买到两本。你一本。”拒绝吗？可这是书，一本时下令人趋之若鹜的书，拒绝了反倒显得心中有鬼。收下？又怕他错误地理解了这接受。怎么办？给他钱。对，给钱！……下次单位开会，他拿来了书，我一手接书一手递过去攥在手心里的九元八毛三分钱，那三分是三枚一分的硬币，亮亮的从我手里跳到了他面前的桌子上。他看着钱，没有说话；我拿着书走了，也没有说话。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有人时不说。
一切跟想象的全不一样！
正常似乎没法恢复了。我害怕见到他，见到他就紧张，紧张得连傻瓜也会看出些许端倪；又渴望见到他，他好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生活便残缺不全了。那种种精心设计的大方诚恳热情庄重全没用上，用不上！我为自己惊讶，我想准是我的神经出毛病了。出毛病的是神经吗？我自己十分清楚，不是。我厌恶自己，厌恶他，厌恶我们之间的那件事情。可是又渴望，抑制不住地渴望，渴望着重新体验，胸中如有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战争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事必须有一个结果，否则，我永无宁日！他呢，他怎么想？我们仍不说话。有人在时说，没人在不说。
下午，政治学习，传达中央军委文件以及层层下发的相关文件，以支部为单位，他最后一个到的。却并不马上进来，而是站在门口向坐得满满的屋里扫视。我看到了他的目光，立刻触电似的低下头来。不一会儿，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