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母亲盘腿坐在我的脚下,手里捧一杯绿茶,从前她一向喝花茶的,父亲去后,改喝了绿茶。于是姊妹们又纷纷往家里买绿茶,比着赛着买,令家中绿茶泛滥。妹妹还从她的无锡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保存茶叶的方法:将茶放进铁茶叶桶里,盖子的缝隙处用透明胶带封严,外面再多套上几层塑料袋,搁进冰箱的冷冻层,随喝随取,什么时候都像刚买来时一样新鲜。我的回家母亲显然高兴极了,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就日日上楼陪我,或者说,我们相互陪着,整天整天地说话。话题不定,想哪说哪,有比较重要的,如我的“个人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今天说了明天就忘的闲话。母亲的谈话风格与父亲整个相反,擅讲形象的细节,细到连人物彼此的称呼和语气词都不放过。比如说起邻居家成为植物人了的女主人时,她会这样说:
“早晨我说出去走走,一出院门碰上了张玫,”张玫是那家孩子里唯一的女孩儿。“她说,阿姨,吃了吗?这孩子挺有礼貌,回回见了我主动招呼。我说吃了,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她妈妈能听到她叫她了。说,我一叫我妈的眼皮子就动!唉,这孩子!她妈妈每天都是她给擦,洗,换,都不让保姆上手,连她爸爸,她都不放心。这么麻烦,她图什么,她妈也就是个活死人,不就图,每天进家,能有个妈叫着?”
母亲三岁死了母亲,六岁死了父亲,寄居在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大哥家里。哥嫂对她还好,家境也好,吃上穿上都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还尊重她的意见让她一直读完了高小,那时村里女孩子上学的都很少,但这一切无法代替母爱,母亲举例:“在亲爹亲妈面前你可以撒娇,在哥哥嫂子家里,能吗?夜里肚子疼,不吭,挨着,怕吵了别人,一身身地出汗,身上跟水捞出来的一样;天亮你舅舅带我看病,大夫说这孩子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家里边来了客,让叫大叔叫大叔,让叫大姨叫大姨,该说说,该笑笑,很会看大人眼色,村里人都夸我伶俐。伶俐?住在人家的家里,不伶俐也伶俐了!”母亲十四岁那年家乡里去了八路军,她就跟着走了,哥嫂并不拦她,一切由她,十八岁她与我父亲结婚从此后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样。”本意是说同为父女,感情的亲疏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想到护士长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的意思。护士长出身贫苦,母亲早年间去世,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串弟妹,她是家中最出息最有钱的一个,她父亲拿她当银行看待,来信就谈钱,全不考虑他的女儿已有了孩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弄得她一见她父亲来信就紧张,常跟我们诉苦。但是她说行,别人说不行,我的那句话当即就把她得罪了。冷冷地,她道:“是吗?你的父亲就高人一等?”我一听也急了,话赶话地说:“我是说你觉着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不必回去,我觉着必须回去!”“光凭你觉着行吗?别人能不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没看还有把自己亲妈都给杀了的人呢!”这本是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顺嘴就这么说了,怎么也想不到护士长竟会愚蠢到认为我是指她,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但还没等我理论呢她先又哭又喊地跑开了,一头扎进科教导员的办公室,非说我说她把她妈杀了,让教导员为她做主。教导员耐着性子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批评了护士长,并做主准了我的假。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很具人文情怀。过去我一向不太关心领导,那次使我印象深刻,感到了领导的水平和风格对一个下属的重要。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