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确诊之后我给彭湛拍了电报，没说要他来或不来，只告诉了他这个事实。心里是希望他来的，深知母亲对我们的现状是有怀疑的，他若能来会使她放心，这是其一；其二，母亲是爱他的，至少从前，在所有的女婿里，最爱的是他。作为回报，老人临终前他应当来看一下。当然，我不会因此背着母亲向他乞讨，母亲的自尊就是我的自尊。他拍来了一封长长的电报：惊闻妈妈患病深感痛心老天爷如此对待好人太不公平企望妈妈早日康复儿日日祈祷夜夜祈祷。我把那封电报撕成碎渣儿扔进了垃圾桶里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包括小英，心里头的全部感受只有三个字可以概括：伪君子。让我深感安慰的是，自始至终，母亲不提他，拿他当没有一样。感觉上并不是为了怕刺激我，是真觉不值一提。现在想，母亲知道一切。看到我没有哭哭啼啼，没有怨天尤人，工作、带孩子努力勤奋，母亲就知道了我需要的是什么，不需要的是什么。直到今天，我感谢母亲无言的信任、支持，无言的同仇敌忾。
彭湛来了信，第一次就离婚问题正式摊牌，全文如下：
韩琳：
你好。海辰好。现在是凌晨一时，提笔给你写这封信，很难，但得写。
最近我去省内各地跑了一圈，还是为债务的事，经历了不少小的成功和大的失败。
我发觉我的心是彻底死了，是在这次挫折之后不久的事，想一笑置之，却连“一笑”都不可能。在北京时你对我的分析和指责，极诚恳，极正确，我的确是个自私、轻率的人，为自己想的少，为别人想的更少。结婚几年了，现在很冷静地想，你在我心中究竟占了多大的位置？想起来很寒心，冉占的位置稍大些。但我现在对冉也是动辄训斥和打骂，有时打骂毫无道理，但就是忍不住。包括彭澄，你知道我是很爱她的，但在她走前的头几年里，我与她的信件往来就已是只言片语聊胜于无了。
我是自己把自己搞糟的，糟到极点，轻率到极点，包括我们的婚姻。韩琳，我在你身上找不出一点毛病，却极深地伤害了你。我也曾无数次下决心，抛弃这里的一切，甚至工作，去北京，哪怕当一个摆摊的个体户。但是想远一点，以我的德性、脾气，会更近、更直接地伤害你和海辰。我们婚姻的失败责任全在我身上，我现在一想起彭澄的热心和虔诚，就无地自容。我已下决心去海南，冉准备给他妈。实在不行，我就带上冉走。
我是个极不称职的丈夫、父亲和哥哥，有时半夜三更恨起自己来也是腮帮子发酸。我是很真诚地说以下这些话：我们分手吧！对于海辰，我会尽量尽义务，但也是经济上，我的心中，早就没有爱了，一点都没有了！
现在大约有五万多的债务，朋友们帮衬了一下，目前几个月还支应得过去，往后，就不敢想了。在海南再失败，我就用极端措施制裁自己，当然说不定到时候又会改变主意。我是个多变的乱七八糟的人，你对这一点早就看清了，我也看清了，只是比你稍晚些。
韩琳，我是极认真地希望你幸福的，你应该尝试寻找新人，也许现在是晚了点，但是你比我冷静、成熟得多，也透彻得多，我想你能从我这里汲取很多很多的教训。
我的思路很乱，再加上喝了点酒，酒后是真言和肺腑之言。
彭 湛
这封信将一个男人想和一个女人分手时的理由、借口说得全面到位：不爱了；自己不好；自己的境遇不好。当然这一切有可能全是真的，我是说他的境遇，可惜对我毫无用处。我愿意尽力理解体谅对方，更何况他的愿望也正是我的愿望？但是，没有办法，在海辰还理解接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等。这一等，就是两年。深知这两年里彭湛和小吕对我的怨恨。据说，他们认为我是在报复。又说，我是为了用这种方法要一笔巨款。不管他们怎么说，我不解释。我不能仅为了解释的需要就捧出海辰单方面的不舍——他的父亲说，对他“早就没有爱了，一点都没有了”。
两年里，彭湛多次同我就离婚问题交涉。由于海辰的不同意我就也不能同意。谁说婚姻只是夫妻双方的事？有了孩子，婚姻就属三方，尤其在这个孩子尚未成年的时候。而只要我不同意，彭湛和我离婚就断无可能。《 婚姻法 》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在此我很抱歉，我不得不利用《 婚姻法 》对我的那些驻守海防边防、长年甚至一生都与配偶分居的战友们的特殊保护。
这两年里，我努力工作，成绩卓著，经济状况因之大为改观，母亲和海辰是我的重要动力。我爱以我幼年时的感受去体会海辰的心情，幼年时的我，希望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是关心和温暖，希望从父亲那里得到的是强大和骄傲。而今海辰只有我，我唯有像母亲那样兼具了母亲和父亲的职能，才会使他感到安全，没有更多缺憾，人格更趋健全。
这两年里，海辰也没闲着，他迅速长大。终于有一天，我想我们有条件再次讨论关于离婚的事儿了，那年海辰五岁。
“海辰，你看你爸爸总也调不来北京，还是离婚算了。”
“为什么呢？”
“如果不离婚，万一哪天妈妈出了什么事，不在了，你就得归你爸爸，得随他去兰州。兰州在大西北，周围到处都是沙漠什么的，远不如北京。”
“哪里都不如北京！”他插了一句，深为自己是一名北京儿童自豪。
在这里我不得不再次感到抱歉，为达目的，不惜扬北京而抑兰州，不惜利用、纵容孩子的虚荣，有的时候，母亲的心真的是又功利又狡猾。顺着他的话茬儿，我又说：“至少在中国，是这样，首都嘛。……怎么样，跟他离婚吧？”
“那他还是我的爸爸吗？”在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后，他爽快答道：那好吧。
我和彭湛协议离婚，我不仅没要他的一分钱，连例行的抚养费都主动提出来不要。看得出这使他迷惑，不明白我拖了这么长时间才离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就算是为了报复，要钱不也是一种报复？我仍是没有解释，仍是无法解释，我们之间由于缺少沟通导致了最终无法沟通。下决心倘有一天再为人妻，一定要接受这次婚姻的教训，要像申申说的那样去做，“该哭的时候，哭；该要的时候要；该撒娇撒娇该撒泼撒泼该吃醋吃醋”，做一个真正的女人。当然，前提必须是，得遇到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不要抚养费不是为了作态，是有条件的。那条件就是，如果我有什么意外，海辰不能归彭湛，得归我的妹妹。我的妹妹没有孩子，视海辰如同己出。之所以想到要立下这样的协议，是因为想到了冉。
领导命令我去抗洪一线生活。
此前，有段日子了，我和海辰天天看新闻联播，看哪哪又被淹了，哪哪的干部因不负责任或临阵脱逃被撤职了被处分了，哪哪还在下雨或将又要下雨，哪哪又上去了多少部队，看水位报告，看危机四伏的铁路干线，看坍塌的房屋，看失去了家园的农民……那段日子，由军人跑动的腿、洪水和摄像机组成的《 焦点访谈 》的片头，以及所配悲壮、激昂、震撼力极强的音乐每每使我的心怦怦直跳。海辰也不无担心：“妈妈，洪水不会淹到咱们北京来吧？”显然这事已引起了他异乎寻常的关注，他头脑里的国家领导人都因此由三个变成了四个，此前只有江泽民朱基李鹏，现在，加上了一个温家宝。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领导通知我去抗洪一线。我首先的反应是，我不能去。基于这样的考虑：那里多我一个少我一个实在无关大局，而我的儿子一旦没有了我，天就塌了。我去找领导交涉。“抗洪是一件大事。”领导说。我解释：“我的意思是，我去不去，对抗洪是一件小事。”“上级就这么通知的，我们也没办法。”领导两手一摊，做无奈状。现在的领导很会做工作了，远不是我在连队时那样的简单直率。“上级通知说必须我去了吗？”我问。“那你说叫谁去呢？”他伸出右手，弯着指头一一点了另外几个合乎上级通知条件的人的名字，这个有这种情况，那个有那种情况，比较起来，我的情况最不算情况。“不要想太多，不会有什么事儿，上级领导为你们考虑得很周到，给你们选择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九江。”
我明白我必须去了，也是在这一刻明白了领导那句“抗洪是一件大事”的本质含义。并不是害怕批评处分，以我的工作性质，让我转业离开部队都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只是在这样的局势、氛围下，即使我能坚持不去，恐怕也不会愉快，会否成为心中一个终生的阴影，都未可知。回到家里，我跟海辰说了这事，并说了我曾经为了他跟领导专门交涉过，我必须让他知道他在我心中是很重要的。他瞪大着眼睛听完后说：
“他们怎么这么坏！”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也不能这么说，这也是他们的工作。”
“不去不行吗？”
“不行。”
然后我就把出发时间、同行人员以及这几日的安排跟他细细说了一遍：出发日期是后天，与另外三个单位的三个人一起。我已跟妹妹通过电话，妹妹乘明天早晨的Ｋ３６特快中午到京，接了海辰后一块乘原车返回。今天下午我要去商场里买一些必需的东西。我去买东西时海辰可以在家里玩电脑，也可以找同学。这时海辰已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十岁了。
海辰说：“我跟你一块买东西！”我警告他要买的东西很多。他一向最烦逛商场，除非是专门给他买玩具。“我跟你一块！”他固执地重复。
要买的东西的确多，主要是琐碎，得在商场里跑来跑去。防晒霜，避蚊油，纸短裤，纸扇子，胶卷，录音磁带，手电筒，电池，手电筒和电池这样联系紧密的两样东西都不在一块卖，甚至不在一个楼层，还要给海辰买乘火车路上要带的吃的。海辰始终跟着我跑来跑去，看我挑选，帮我拿挑好的东西，提示我该去的楼层，表现出前所未有过的耐心和安静。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