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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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解读-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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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良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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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文化经典开启生命的智慧

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速度很快,知识总量差不多十年就增加一倍,而阅读调查显示青少年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上网的时间越来越多。方便快捷的搜索引擎,更是帮助求知者打开了知识之门,有什么不明白的似乎Google一下就解决了。如此背景下,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我首先要选择什么样的书来读?时代发展到今天阅读那些语言难懂、内容古典的著作,还有必要吗?

其实,这里似乎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时代变了古典的著作就已经完全过时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经典著作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是人类智慧的源泉,蕴藏着人类几千年来灿烂的文明。特别是那些文化元典著作,更是深蕴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是一个民族存续的文化基因。只要民族血脉延续着,这些著作就不会过时。虽然岁月流逝了几千年,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古人有着极大的不同,但对生命价值的探讨是亘古未变的,古人的智慧完全可以借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经典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更是古人的永恒智慧和生命精神。

冯友兰曾经这样评价经典阅读:“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读经典一部,胜杂书万卷”。阅读古代文化经典,就好比是站在文化巨人的肩上,直探人性本源的东西,与伟大的民族心灵实现最真切的交流,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生命智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浸润着人的心灵,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胸襟和眼界,修炼了意志和品格。

经典需要读,关键是怎样读。我们之所以策划出版这套《国学解读丛书》,就是要给那些渴望读书的朋友提供一个基本的阅读书目,借助于专家们的“解读”指导,开启一扇通向传统文化的大门,接续起民族文化的血脉,给自己的文化生命带来充盈丰富的体验。名之为“国学”但并不是包含了国学所有的门类,主要选择了包含中国文化元典在内的人文经典。为了起到对阅读者的“导读”作用,方便读者阅读理解,除了包含同类书籍具有的导读、注释、经典原意等栏目之外,出版策划者有针对性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栏目。比如:

当代阐释:在经典原意的基础上,从当代人的视域出发,将文化元典的阐释与当代阐释水平相契合,不做纯粹封闭式的自说自话式独语。惟有体现出“经典”的“当代性”,才是找到了重读经典的当下语境以实现其当代价值。这种阐释体现出了多元理解和当代精神,对青少年有励志作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以及多元思想。

国学故事、文化常识:“国学故事”与“文化常识”两部分内容,紧紧围绕着经典相关原文内容,或穿插讲述相关具体历史故事,或提炼一定的文化常识进行解释,对读者理解经典内容很有帮助和启发。

所有这些内容都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具体的帮助,也体现了我们这套“解读丛书”的个性生命。文化经典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人的文化生存中,与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找到这个文化的契合点,打破时空界限,在众多作者富有创造的导读、评析、阐释中,古为今用,以今释古,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当代价值,凸显这套丛书的意义所在。

阅读经典才能把深厚的文化沉淀在个体的心灵中,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内化在我们的生命中,从而熔炼提升我们的文化品位、文化气质,实现文化生命的自觉,建设自己安身立命的心灵家园。

序言

文学有两美,一为词采之美,二为文意之美。

光秃秃的山,粗壮的树,一汪池水,几条游鱼,一切似无足可观。因为它们是那么平常,以至于和空气一样毫无痕迹地留驻在你的视觉感官中,然而幻化成文学语言,变为寒山老木,弱水纤鱼。我们不禁去想什么样的山才是寒山,树木的老又是什么模样,等等。突然变得陌生的世界总是充满神秘的精神诱惑,柔丽的文字让你不由为那熟视无睹的美而感到惊讶。这便是词采的作用。

然而文又需以意为主,毕竟言辞仅仅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目的。哪怕是追求所谓的词采唯美主义,高举表象体验的旗帜,但实际上他们体会到的仍然是透过词采表面带来的精神愉悦,仍然是意的功用。词不达意固然不好,如果想词超然于意外,也不可能彻底实现。

思想家孔子有一句话论及此意,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而这句话,恰恰是其针对《诗经》而发,是对《诗经》的总结。《诗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如同一眼永世不涸的泉水,上下几千年流淌不息,灌溉润泽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想灵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文辞的绚烂真如同桃花般艳丽夺目,光彩照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文辞的巧妙如同观音圣手,轻轻的一点,让所有的美顿时释放出来,似雨雪初霁,猛然间灿烂一片。有时候,《诗经》又会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感人肺腑的浓情厚意触动每个人的心弦,叮咚作响,在历史长廊的回音壁上颤动起久久不息的和鸣。读《诗经》如饮纯醪,酒已尽而味未绝,香留唇齿之间,品砸良久。

然而对《诗经》文与意的解读并非一贯如此。《诗经》中许多作品尤其国风部分在未被收录之前,在民间口耳相传,如乐府民歌般“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一唱一诵之间,无不饱含深情。唱者酣畅淋漓,听者亦心驰神往。包括《诗经》在被编集初期,都是如此。然而到汉代,随着其地位的提升,名称也由最初的《诗》或《诗三百》加上了一个“经”字,成为《诗经》。在经学化的过程中,《诗》被理性包装,“经”的含义被灌输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汉儒的繁缛在《诗经》的每个字句里都展示出来,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会引发他们洋洋洒洒的政教王道之弘论。讲《诗》者谨守家法、师法,不能有丝毫逾越。接受者也只能敬仰膜拜这神坛上的经典,只能在传统的理解方式下去体味一些被后人强加给古人的诗歌内涵。所以到了明朝,还有《牡丹亭》中的陈最良在絮絮念叨那《关雎》里的“后妃贤达”,完全没有意识到杜丽娘读“关关雎鸠”,读出的已经是一片“姹紫嫣红开遍”。

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开始颠覆汉儒对《诗经》制定下的种种规则与理解。《世说新语》记载一则故事,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喜欢喝酒,一次喝酒之后在家中裸裎,有人见此大吃一惊,讥笑于他。而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我的房子,以屋子为我的衣服,你们怎么钻到我的衣服里来了?放达若此,也就不难想像汉儒为《诗经》所设定的标尺,在某些魏晋士人那里都被泡在酒里,喝下肚去,变成亵物了。《诗经》在魏晋被从神圣的祭坛上拉回到现世,仍然是一部经典作品,但已不再高高在上。西晋夏侯湛曾补写《诗经》,束皙也曾补《诗经》之阙诗,在汉儒那里,这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经学化的读《诗》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至少不再如汉朝时独统天下了。

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谈到《诗经》,认为:“摛风裁兴,藻辞谲喻”,便是看到了《诗经》的“藻辞”和“谲喻”两方面。已经将《诗经》的文学本质放在了一重要位置,经学意味已经淡化了。在此情境下,对《诗经》“意”的解读开始回归。对于一般平民而言,人们与《诗经》的距离被拉近到对面,如促膝而谈,声情宛然。东晋王裒因父母双亡,每读《诗经·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幼劳”之句,便深有感触,“三复流涕”。超越儒教,直指人性。《诗经》中的人性关照与凡夫俗子的情绪相互感发,碰撞出一个个隐藏人性根底的亮点,如对爱情的渴望,对生死的思索,对美丽的追求,对知己的寻觅,等等。这也是本书所要阐发的内容。

这一点,倒是一定程度上对孔子“诗教”观念的复归。孔子看《诗经》时,《诗经》还未被经学化,至少保留了一个卓越思想家对《诗经》原初文意的审视。

孔子认为《诗经》可以陶冶情操。《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本为《鲁颂·駉》中的现成诗句,孔子借引之作为对《诗三百》的一个总评。贾谊曾说:“方直不曲谓之正,反正为邪。”言下之意,学习《诗经》可以让人方正不阿,得到身性的涵养。后世儒家在延承孔子这点时,过度拔高提升,让《诗经》俨然成为一部伦理教科书,读之索然寡味。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便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我们不排除《诗经》中隐藏的对是非善恶的评判与引导,但那并不是《诗经》存在的唯一目的。恋爱中的男女,热情如火如荼,也可不用顾及温柔敦厚,发出“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的誓言;漂泊的游子,登高思乡,不妨借“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来倾泻自己满腔的惆怅伤惋。《诗经》中的许多诗篇本就如此,无关儒教宏旨。

《诗经》还要学以致用。《论语》:“不学《诗》,无以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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