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充分的时候,她匆忙地出世了,母亲既没有能力把先天的不足给她后天
补过来,社会也没有给她相应的呵护和帮助,于是她在责备和谩骂声中,短
短几个月就奄奄一息了。当然,首先应该负责任的是我,最痛苦的也是我。
这一份责任和痛苦会永留在我的生命里。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不应该再向观众诉说栏目出台的全部过程,也不应
该再申述我的委屈,我的苦衷,毕竟这一切都是由我开始的,就像一位退休
的老教师给我信中写的那样:“孩子,你太年轻了,枪打出头鸟啊,你要是
当初别把自己的名字写上,更别写文化视点,你就叫访谈录三个字,他们的
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你也决不会挨这么多无端的骂,一般化的栏目有的
是。。”当然,我不能拿这位老伯的信为我自己开脱,因为实际上我早已在
内心开始了自我审判。我感谢这个栏目的出台所带给我的一切,特别是批评。
其实“文化视点”最先不满意的那个观众是我,我对自己,对栏目都不
满意。我一直向台领导申请把“倪萍访谈录”这几个字拿下来,我希望更多
的主持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做栏目,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文化视点”节目的成败真如评论所说,关键是文化的准备不足?
文化是什么?我理解中的文化至少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是文化知识,一
是文化品格。文化知识有点像识字量和知识面。文化品格是一种人格,关系
到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有自己独特的情感、思想、爱心、真诚、判断力、
正义感等等。
主持人需要天赋的敏锐,也需要知识的积累,最起码,对采访对象问题
的基本情况应该了解,哪怕是一知半解。主持人诚然应该不断学习,但在不
断纷沓而至的各类节目面前,他的文化知识永远是不足的,他也不可能是万
事皆知的上帝。我无法使“倪萍”成为一套百科全书,事实上即便是一套百
科全书也依然不够用,别说“文化视点”,即使在“综艺大观”的位置上工
作,我每天都有在文化上力不从心的感觉。
文化视点这个新栏目,确有许多问题,但绝不单是文化的问题。电视是
一种大众通俗文化,即使做文化类的节目,开始设计栏目时,也不应起点太
高,铺得太大,应该在高深和通俗之间寻找一条相适应的通路。
其实从开始做主持人,我就有意识地从情感从语言上去寻求与老百姓的
衔接点。这些年,无论什么晚会,台本只要到了我的手里,我一定要再写一
遍,使其语言更口语化、更个性化、更亲切,有的近似大白话。
例如有一年,我们做了一台以春为主题的节目,台本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在这春光明媚的四月,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向我们走来了,让我们踏
着春天的这昂然脚步,走向新生活。”这样的词没什么错,但人人都能说,
没有我的特点,于是我把它改成:“冬天一过,你就觉得这身上的棉袄穿不
住了,一翻日历,呵,立春了,你这才发现,马路两边的树都发芽了,于是
你就想抖抖精神,走向新生活。”你不能说,改成这样就把文化改没有了吧。
电视和理论书不一样,这一个主持人和那一个主持人也不一样。我曾经三次
采访王军霞。因为和她太熟悉了,所以,当她从亚特兰大奥运会回来采访她
时,我扔掉了原台本中的台词:“神州大地为你喝彩,你是华夏儿女的骄
傲。。”我一开始就情不自禁地夸她:你真漂亮!真的,当你身披国旗在赛
场上向观众挥手示意的时候,我的眼睛始终追着你走,那时我的腰杆跟着你
一起挺直了,你真是咱们中国女人的骄傲。
有一段时间我真想停下来,但这是一个国家电视台,栏目不是你的个人
行为。我停下一段时间,是为了检讨自己,重新出发。一个人如果惧怕停下
匆匆的脚步,拿出时间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思考,只能说明对自己的不自信。
我坚持要思索自己的问题,以达到对自己的明确认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
在节目中取得进步。
中国人的善良是只有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感受才能是最深的。
我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幸运者,由于职业的关系,始终感受着观众对我
无私无求的关爱。这段日子,多少素不相识的观众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转达
对我的安慰,台里总编室老干部处,台长办公室,还有邵大姐那张办公桌上,
每天都堆积着上百封来自祖国各地的信件。人们对你即使是批评也总是先抚
慰你的心灵,寻找最恰当的语言,如同好心肠的大夫给病人扎针,既要给你
治病,又尽可能地减轻你的痛苦,于是在打针的同时,他着力给你按摩肌肤。
我的灵魂彻底投降了,还有什么是比这些更有力量的帮助呢!无论你节目做
得多么不好,人们对你总是那么宽容,总相信有一天你会好起来,无论是少
者还是老者,他们都在用一颗滚烫的心温暖着我。
多少次我去办公室拿信,邵大姐都鼓励我说:“倪萍同志,你看看这封
信,倪萍同志你再看看那封信,大家都希望你好起来,都担心你挺不住。”
邵大姐把信分成各种各类的,每封信的开头都用一两句话为我写出信的大概
内容,希望我有选择地看一看。邵大姐也在暗中为我鼓劲。每次从办公室出
来,一书包沉甸甸的信,我肩上的书包更沉重了,我背不动的是这些观众的
期待和厚爱。善良的邵大姐总是把那些言语过激的报纸文章悄悄收起来,侍
我心情稍好些,工作稍闲时再给我,生怕会过多地伤害了我,生怕会影响了
我的工作。我置身在这些善良的人们中,内心更有了说不出的苦了。恰恰在
这一年中,我又获得了金话简的双十佳和星光奖的最佳主持人,站在领奖台
上,往日的喜悦与兴奋全然没有了,留下的是更沉重的思索。
面对猛烈的批评也有好心记者为我鸣不平,要写文章反击,我说罢了,
从前报纸无数次地赞美你,你怎么没去找人家,你真有那么好?没有吧,今
天有人批评你过火了,你就沉不住气了。毛主席不是说过吗,有则改之,无
则加勉。一个人不能拒绝批评,拒绝批评就是拒绝智慧。当然也有想不通的
时候,周围的朋友就调侃地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
不管会听会看,只要把心交给了广大的观众,就坦然了。
当然我不会回避这段日子,我是一天一天掰着手指头度过的。但这在我
人生的长河中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一段有意义的生命时光。
我生性脆弱而又刚强,能够顶住困苦却不能承受抚慰,感谢那些给予我
温暖的朋友,你们的爱使我身上善的东西更善了,恶的东西越来越少了。我
感谢我拥有的这份职业。
1996年终于过去了,“文化视点——倪萍访谈录”也将成为历史,新的
一年不可阻挡地向你走来。我梳理了自我,又上路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已经把路都铺白了,我轻轻地推开门走下了楼,院子
里那不长的小路留下了我
1997年第一行脚印。
赵忠祥其人
列
96年中国图书市场排行榜的第一名,我真为他高兴。
我是《岁月随想》最早的读者。三十万字的书断断续续,一字不落地读
了一个礼拜,读读想想,想想又翻翻。有些章节我会停留在那儿想很久,许
多感慨,许多思绪,随着他的文字一起翻腾。也许是同一职业,也许是离得
太近,书中的许多地方看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一些看过《岁月随想》这本
书的朋友说:“赵忠祥真不容易。”我更想说的是,赵忠祥在中国电视史上
是个奇迹。
不是吗?当年我们国家仅有一万二千台黑白电视机的时候,电视屏幕上
就有他,而今我们已成为世界电视大国,拥有二亿三千万台彩色电视机的时
候,他还活跃在电视屏幕上。对历史来说,这是短暂的,而对个人来说又是
漫长的时光。他做主持人时,我刚刚出生,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居然一
起同台搭档。和他同时期的同行大多已渐渐隐退,而他仍然在荧屏上常盛不
衰,这不但是奇迹,也是个谜。今后他也许还会和比我更年轻的节目主持人
共同主持节目。和许多发达国家用商业运作促使电视明星轰动的收视率相
比,赵忠祥比克朗凯特、奥普拉他们的主持生涯更丰富多彩,并拥有更多的
观众,但发展条件却更为复杂艰辛。这不仅因为我们的电视事业起步晚,还
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经历过十年动乱。赵忠祥作为风口浪
尖上的电视人能赶上如今的好时光真不容易。古语说,“木秀于林,风必摧
之”。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们可以想像,我相信他的苦水并没有全倒给
读者。朋友们都了解他的性格:点到为止。
对我而言,为他庆幸或说羡慕他的是他有一个家,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家。一家三口各自称职地担任着自己角色的同时,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张
美珠二十二岁嫁给赵忠祥的时候,他就已经做了好几年名人了,当然那时知
名度不能与今天比。跟着名人过了一辈子的她,却比普通人家的妻子过得还
平静,从来没有看见一篇写她的文章。多少记者追访她,探听她,她却始终
离得远远的,从不生活在赵忠祥的光环中。她有属于自己的圈子,每天自得
其乐地骑着自行车去国际广播电台上班,下班买菜,回家做饭。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境界。
“家和百事兴”。赵忠祥在他为之倾注生命的岗位上奋斗了近四十年,
无论受多少委屈,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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