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竞争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一切垄断、限制和政府干涉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故重农学派要求取消任何形式的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政策。
斯密极其彻底地发挥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
概念。
他一再强调自然秩序的无比优越性，与此相比，人类制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说，把人为的选择和限制去掉，最显然并简单的自然的自由体系就会制定下来，事物的秩序是人类的自然倾向所促成的，而人为的制度过于频繁地阻碍了这些自然倾向。斯密坚信，每一个人自然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应该让他有按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假若他不受到干预的话，他不仅会达到他的最高目的，而且还能有助于
①同上，第２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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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１８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７６１
推进公共的利益。
①
斯密认为，虽然每一个个人都最关心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但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通过社会分工，一个人再也不能脱离别人而独立。人们必须相互协作相互帮助，这是出于人们互通有无、物物交易、满足各自需要的利己心。一个人几乎经常遇到别人给他帮助，他却不能期待这种帮助仅仅是出于别人的仁慈。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必须设法激起别人的利己心，而不是同情。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能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②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③
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所以能自然地增进公共利益，在斯密看来，是因为自然秩序中存在一种自然平衡和调节的机制，使得人的各种动机和冲突的利益自然达到调适，这就像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由此而产生的行动必然在自己的利益中包括了别人的利益。他说，每个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
①参阅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下卷，第２５２页。
②同上，上卷，第１３页。
③同上，上卷，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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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①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连同我们在其它苏格兰学者那里发现的“伟大的几何学家”
、“伟大的自然导师”
等，既是一种自然神观点，又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既然历史过程会调整和矫正人的自私观念和弱点，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为能动的行动者所察觉不到的历史强制力。另外，人们的各种举动，错综复杂、相互冲突，产生着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所有参加者来说是完全预见不到的和意料不到的结果（人的行动无意后果论）
，那么“社会整体的结构和动态，如不把它们同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个人（包括政治家在内）
的意识相关联，也是可以弄清楚的。“
②
当代西方学者海耶克（Ｆ。
Ａ。
Ｈａｙｅｋ）先生对斯密的这一经典的自由主义秩序观给予如下的重述：基本上，社会秩序是由个人行为需要依靠与自己有关的别人的行为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而形成的。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在普遍与没有具体目的的社会规则之内，做自己要做的事，这样每个人都可深具信心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获得别人提供的必要的服务；社会秩序就这样地产生了。这种秩序可称之为：自动自发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２７页。
②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中译本，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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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秩序，因为它绝不是中枢意志的指导或命令所能建立的。这种秩序的兴起，来自多种因素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合，与它们对涉及它们底事务的即时反应，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组人所能掌握的繁杂现象，这种自动自发的秩序便是博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所谓的：“多元中心的秩序。”
①
我们知道，这种自动自发的秩序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秩序。在斯密看来，它成功地调节着市民社会，即包括财产所有权、分工和社会阶级的复杂结构的离心倾向，使之保持利益的和谐与均衡，“斯密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分工的不良后果可以通过教育、宗教以及市场力量的集体作用而减轻。”
②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了一个按同情原则行事的“道德人”
，在《国富论》中则描述了一个受利己主义支配的“经济人”
，这种矛盾正是资产阶级人格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私有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根本驱力，亦是自由竞争的铁则；另一方面，“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③私有者个人都必须在交往、交换、协作的社会生活中为了自身利益而考虑
①海耶克：《自由的构成》（芝加哥，１９６０年）
，第１５９—１６０页；转引自《读书》杂志１９３年第１期，第９１—９２页。
②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２３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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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利益。斯密如实地反映了市民社会人的行为的这种两重性，因此赢得了他在社会学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７４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理论A苏格兰学者都对历史学表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这与他们倾向于把社会与文化视为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的观点有密切关系。休谟本人是声誉卓著的史学家，他的四卷本的《英国史》常被认为可与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媲美。
佛格森１７６５年出版的《市民社会史论集》被龚普洛维奇（Ｇｕｍｐｌｏｗｉｃｚ，１８３８—１９０９）誉为“第一部关于社会的自然史”
，是１８世纪颇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然而，苏格兰学者最重要的贡献不在历史编纂学或编年史方面，而是历史哲学。如佛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集》，它关心的不是重建过去的事件，而是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关心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类型的原因。佛格森对研究初民社会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认为了解野蛮民族的生活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的变迁规律和文明社会。
苏格兰学者开始纠正当代人对野蛮人的种种浪漫的成见，他们认为野蛮人既不比文明人更自然，也不比当代人更幸福。
卢梭的野蛮人概念是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而苏格兰人的野蛮人概念则是为了支持一种从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发展理论。
把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线索，这是苏格兰学派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优点。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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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类型学，即原始、野蛮与精致（佛格森）
，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米勒、斯密）
，亦是根据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进行分类的。这就把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统一起来，把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关系、财产、政治组织及意识的变化结合起来。
斯密指出，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
斯密的三个社会“等级”
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分别依靠地租、股份和工资取得收入。财产是社会分化的基础，是与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并且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权势的天然根源”。
斯密还讨论了不同阶级的利益与它们对整个社会的公益的关系，其结论是阶级利益并不都与社会公益相一致，包含有矛盾的不调和的因素。
①
佛格森对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社会学的洞察力。同斯密一样，他在劳动分工中发现了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但他也注意到分工导致的其它后果，只到１９世纪人们才注意到这些后果。对他来说，劳动分工是一个导致意义深远的社会分层的因素，“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里，无论人们如何标榜平等权力，少数人的成功必定意味着多数人的倒霉”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还有亲情和邻里的联系外，丧失了任何联系感；除了谈
①参阅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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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再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可交流“。
①简言之，对佛格森来说，劳动分工既是社会整合因素，又是离心解体因素，这是初民社会所不知道的。它构成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