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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对待扇子，作者写出了几种绝不相同的态度：
石呆子珍藏祖传古扇，宁愿饿死冻死，给上千两银子也不出卖，“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金钱万能，对石呆子是起不了作用了。曹雪芹给这位没有名姓的人，只取了个混号儿叫石呆子。已经是呆子了，却还姓石，也就是呆如石头一般，金钱打动不了，权势也不能使他低头。贾赦，在趋炎附势的贾雨村出谋策划下，对这位石呆子讹以罪名，才强占了石呆子的家传古扇。当然，类似这种描写，在过去戏曲和小说中，都出现过，最有名的莫如《一捧雪》了。这都不足为奇，而在晴雯撕扇上，奇就奇在宝玉愿以扇匣里珍藏的扇子供晴雯来撕，不但不认为有什么可惜，反而促使宝玉发挥了一篇新鲜别致的“爱物论”来，这种爱物论，已超越了“齐物论”。《齐物论》是泯灭是非观，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依此说来，贾赦和石呆子都执于物，在执于物这一点上，他们俩是一样的，他俩也就没有什么是非可说了。但从平儿话中，就判断分明：贾赦是谋扇害命，石呆子是保扇舍命。晴雯撕扇则不同了，这时，作者在扇子撕掉的过程中，把物质与精神世界的隔阂给沟通了，当物质转化为感情的时候，才是物得到充分发挥到极限的时候。这样一来，使晴雯撕扇在读者心目中得到了意外的理论支持。扇子被撕，不但不被宝玉判为一种破坏行为，反而被他看到能创造出真正的感情价值来。这一论点，早已被大多数读者所默许，因此，很少对这种撕扇行为提出异议。如果用实用主义观点来评价晴雯撕扇，那就属于麝月水平了。当然，此时的麝月只是直觉地、就事论事脱口而说的。如果没有麝月的一席话，那就显得曹雪芹是有意这样写了。有了麝月的一段插曲，就有瞒过读者的一层意思，从而更增加了真实感。这是别的作家写不出、也不能写的，因为这不但一反常态，而且岂不是鼓励人们去破坏美好的物件吗？不！这恰恰是作者揭示出美好是相对的。得到晴雯和宝玉的感情相互印证，这种美好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现在通过“撕扇”表达出来，可见扇子已经创造了奇迹。这个过程的美好，已成为两人感情印证中的美好组成部分，扇子已收藏在他们的情感极深处，永不会被撕掉的。
曹雪芹在写这段文字时，是以无意之笔的形式，写出了无限意思的篇章。粗看去，不过是晴雯在“撒娇逞性”，宝玉不但不懂物力维艰，还用好言鼓励晴雯这样做，还用整套的话语来渲染晴雯的举动是对的。作者在这里，把宝玉的“性格乖张”、受“世人诽谤”的评语，轻巧地作了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补裘”是晴雯的“本分”，“撕扇”是晴雯的“过分”。从这两件小事，都使在回目中对晴雯的评语落实，那就是个“勇”字。这个“勇”字，就是晴雯敢于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里面没有任何挟带藏掖，也从不计较会得到什么样的后果。他俩心中只有“幽微灵秀地”，不去管什么“无可奈何天”了。宝玉的思想，反映着曹雪芹的思想，物是为人所用的，只要在适宜的场合，得到适宜的效果，就是物尽其用了；能获得超越常情的效果，那就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原载香港《文学家》创刊号，1987年3月18日）
从晴雯撕扇谈起
人们制作一件东西，都是为了派用场的。比如菜盘子，是为了盛菜用的。如果盘子打碎了，不能盛菜了，这个盘子也就没有用处了，人们便会把它扔掉。因为它已失去了它的价值。但是，有的人，不用盘子来盛菜，而是把盘子用小杆顶着，耍出各种花样，成了杂技中一种经常的节目，那么，这盘子也取得了它应得的用场，就无须去为它不能盛菜，而发什么惋惜之情了。
扇子是为了扇风的。
但是，扇子被娇痴的晴雯一把一把地撕了。晴雯由此得到了宝玉对她感情上的认证，晴雯本人由此得到了心灵上的满足。扇子在这里的价值，比起扇风来，就是无限的了，是千金买不到的了，比扇子的一般作用要大得多。扇子破坏了，但“笑”是完成了。
运用庄子的哲学术语来说，就叫做“两行”。换句话说，在庄子的眼中，这两者都可行。如果一定认为唯有盘子只能盛菜，扇子只能扇风，不能派其他用场，这叫做“固”，也就是“固执”。
庄子在《齐物论》里说过：“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
这就是说，某些东西分散的过程，也就是另一些东西完成的过程。反之，亦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达观。所有的东西，都无所谓完成和破坏，一切都是相通而成为一致的。相通，即为“得”。合于“得”，就算派用场了。也就是说，一切都体现在自在的常规中。
万物皆自得，就是自然的常规，它不应受其他规范的支配。常规的本然，就是它作用的表现，这种本然贯通在一切之中，这种本然得到它最适当的地位，就是规律。
如果认为扇子的本质是扇风的，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撕扇子可以发泄心中郁闷，得到情感满足，这都是可行的。因此，把扇子故意撕破，这也算不得什么“造孽”和“罪过”了。因为被撕的扇子，已经从另外一方面，做到物尽其用了。在撕扇子的过程中，已使晴雯转恼为乐了，这就构成扇子价值的体现。但不能拿扇子来出气。
晴雯撕扇时，宝玉发的一通议论，也就是庄子“两行”思想的最好注释。如：
宝玉笑道：“（这盘子）你爱打就打，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气时拿它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听那声响，就故意的碎了也可以使得，只是别在生气时拿它出气。这就是爱物了。”
毫无疑问，宝玉是按照这种思想法则，来判断晴雯撕扇的是非的。因此，他对晴雯既没有什么责难，也没有什么歌颂，对扇子既没有什么惋惜，也没有对它作出什么赞叹来。
这“两行”的思想，是庄周思想，宝玉是能够身体力行的。
再从宝玉续写《南华经》这一行动来看，更可以反映出曹雪芹是接受了庄周思想的。
但是，曹雪芹接受了庄周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两行”这方面，曹雪芹并没有徜徉在庄周的思想境界里，以为一切都解决了。如果曹雪芹单纯是这样一个人，这个曹雪芹就比较简单得容易对付了。
曹雪芹确实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不仅受到，而且深刻了解。也正由于深刻了解，他才又跳出了庄周思想，有了他自己的独立思想。
庄周主张“两行”，也就是说，以“两”为用。
儒家主张“允执厥中”，则是以“中”为用。
曹雪芹不主张“中”，不主张“两”，而主张“极”。贾宝玉的行为乖张、怪僻、无能第一、不肖无双、似傻如狂……正说明他是做到“极”了。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说，就可以说他主张“以极为用”。表现在他的内心世界中，化为情感，就成了情极之毒。
因为做到“极”，所以就去而不返。虽到悬崖，仍然撒手而去。他走到“鹿回头”处，也不回头，仍向“天涯海角”奔去。这时，他追求的是“极”，而不是“两行”了。在这时，他就和庄周分手了，由“两行”而发展到“至极”了。脂砚斋是比较能够了解这一点的，所以居然运用了“毒”字来形容宝玉的“情极”。毒者，不治之疾也。
当然，这对主张“两行”的庄周来说，全然没有什么，是无所谓的。留也行，去也行。不过，对贾宝玉亦即曹雪芹来说，就不行。他行到“鹿回头”处，还要向前去，分明见到悬崖了，还不攀附任何藤木，依然撒手而去。他的“撒手”，可见不是为了抛弃什么，而是为了追求着什么。他是为了追求，才抛弃的；不是为了抛弃才追求的。所以，脂砚斋说他有情极之毒，是说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曹雪芹跳出了“两行”的世界，进入了情极的窄门里来，而不屑回头呢？
这和曹雪芹成长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在他走过的“天路历程”中，不但没有“八十一难”，而是从降生那天起，万物皆备于我。他就是“天之骄子”了。他得到宫廷式的待遇，再加上宫廷中所得不到的待遇。他命定的是王子中的王子。
曹雪芹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是极端特殊的，这种特殊环境形成他特殊的心理和思想，是毫不足奇的，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上有两个王子，经历是最不寻常的。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经历了繁华生活，看破了生、老、病、死的百态万象，他想找寻出一种解脱的途径来，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甚至扩大到所有生命。
还有一个是离曹雪芹时代不远的皇帝，那就是传说纷纭的顺治皇帝。这位生命短促的皇帝，是否真正到五台山做了和尚，还是个不解之谜。但他不止有过这个念头，而且已在宫里剃度过，这都是可以考查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不是为了全人类，倒是想超脱自己。
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前者，的确是位大哲学家，也和他所追求的救世的道路相称。而后者则微不足道，顺治想用蝉蜕的办法，逃脱出血族社会政治生活的桎梏。适得其反，他得到的是加倍的还击。不管他下的“罪己诏”，是别人强迫他颁发的，还是他自愿颁发的，反正都一样，说明他不过是一个儿皇帝。甚至想逃入禅门亦未可得。金銮座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