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试着把曹雪芹和戴震两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来，作个初步的探索。也许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会有些可作参考的地方。
一、他们有着同时代的“机括”
在我国思想史上，这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在同一时代，一位作家、艺术家，以艺术手法创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学家，以逻辑语言组成他正确的理论。当他们把自己创造性的思想揭示给人时，人们发现他们两人的思想却有着某些不约而同的东西。
这个伟大的作家，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义疏证》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事儿了，不必多说。不过，我想插入一段旁证，来说明这一点。曹雪芹同时代的吴敬梓也有和曹雪芹类似的遭遇。吴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礼义”这个“神圣法规”的缙绅先生们，却忘记了荆楚的祖先泰伯。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则想建造泰伯祠，用来倡导“礼义”。结果，只是给当地封建地主们出了一次大风头（在吴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丑）。随后，泰伯又被他们忘得干干净净。至于他“披荆斩棘”的功业，不过为统治者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开辟了通道而已。但在不懂“礼义”的老百姓身上，却能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质朴的“礼义”来。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两个不同的家庭里。
戴震很小就和父亲做过小本生意，因此接触人的面自然会广泛得多，使他能够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势中，休宁出现了工商繁荣的景象，在雍、乾时代又得到更大的发展。瓷、茶、盐三种货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为徽商的主要经营商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画家和文学家。安徽的戏班开始在北京走红，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输送。直到清末民初还有桐城学派牢固的地位和影响呢！
在这里，还须提起一段史实：朱熹这个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刚好是安徽婺源人。戴震则是休宁人。
戴震十岁才会说话，因此在村塾读书的时间必然较晚，稍长又经常随父做小生意，二十岁后，就靠当塾师自力谋生。可见他的知识学问更多的是靠总结社会，刻苦自学得来的。就是这么一个微末的教师，敢于站起来反对列为“国学”的程朱理学。这绝不是来自他的天才，而是来自他对社会的深刻认识，来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们不难看到，曹雪芹和戴震两人的行动本身，就描绘出一种共同特色来。他们都敢于公然反对程朱理学，唯有来自普通人的要求和愿望，对他们才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不以他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要从决定时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来。
二、“西来法”和“东来法”的交叉点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对当时传人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都曾加以注意。当时的科学，是由一些传教士带来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统的输入。但是，对于这些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戴震却能有意识地把它们运用到中国的实践中来。
戴震二十岁便运用西人“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二十二岁就作《筹算》，整理中国古代“九章算法”。以后，又写成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可以说，科学实践对他的哲学理论很有影响。
戴震整理中国古代文化，也是运用了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近代科学知识的。戴震写过《七经小记》，他想从语言学、天文、数学、社会政治、地理工程、道德伦理、哲学等许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图系统地提出理论。《七经小记》的计划虽未完成，但戴震这种融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意图和途径，则是很有意义的。
康熙对于西洋的历法和数学是很重视的，他自己就学代数学。“Aigebra”意思是“东来法”，康熙对此常常引以为荣。李煦和曹家，很长时间经办外洋对皇家的贡品，因此，曹雪芹从小也有机会接触到外来的新鲜事物。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带“机括”的大玻璃镜、自动报时钟、西洋自行船“模型”、千里镜、洋烟、有立体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画像……也都是得自他亲见亲闻的。据赵岗先生统计，曹寅藏书中有关外国史地的，有十八种之多，内有《东鉴》和《华夷议语》两种。曹雪芹很有可能见过这些书。
但是，曹雪芹是文学家。在接触到外洋事物时，敏感的曹雪芹自会从绘画中的西洋透视法，带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钟表上的花纹图案等等，开阔他对新美学的感受，唤起他对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象。宝琴口诵的最后两句：“汉南春历历，焉得不关心！”我觉得就不太像是写西洋女孩儿的口气，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发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历历，也是要纳入曹雪芹的心灵境界以内呢！
在文学方面，吴世昌从“大荒山”、“无稽崖”这些命名的渊源，指出“曹雪芹有没有从当时的传教士那里得知像《天路历程》或《十日谈》这一类的书，那很难说”。我认为曹雪芹看过《新旧约》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圣经》中写“马大拉的马利亚”身上有魔鬼附体，但经过耶稣感化，使她纯化了。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这从标榜“兰墅阅过”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原来的造型，是否受到《圣经》上有关马大拉的影响似乎也很值得探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启光时代已有鲜明的结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点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写《石头记》花费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书以后，于1766年开始着笔，用十年时间，写了《绪言》一书，写此书的动机，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是“发狂打破儒家中太极图”。写成以后，他对此书重新作了增删。1777年改定后，易名为《孟子字义疏证》，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写作实践的过程，也是探索追求的过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积蓄力量，创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会的墙脚作为最终的目的的。我们说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费了十年心血，可以说是个“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毕生心血，这就不再是什么“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披着“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义疏证》也是表面披着“经言”的外衣，骨子里表述自家独特思想。戴震在《疏证》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轻言，疏通证之。”这不是明白告诉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实思想，须在“经言”的特殊解释中才能得到吗？他怕人们“习于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觉”。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庄释氏之言，早已浸淫于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对“以神为有天地之本”。戴震对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独创性，是清醒的。在反对老庄释氏的同时，也反对以礼教为代表的儒家。
我们看到，文学家曹雪芹和哲学家戴震两人之间，有这些相似相通之处，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会利益的思想，能够为后人所理解，他们企图不被别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们都是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们都舍弃了这条路，却有意地向下层接近。虽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他们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贵的。也可以说，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难到北京时，做王安国儿子王念孙的教师。在这以前，还做过《四库全书》总编辑纪昀家的西席。
王念孙后来成为知名的学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纪昀家可能为时不久，就和纪昀闹翻。纪昀对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纪昀骂戴震是“诽谤清身之士，助长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爱新觉罗·敦诚的《四松堂集》，曾由纪昀作序。纪昀称敦诚的著作“自成一家”。称赞他的为人时说“其亦人杰也哉”。
敦诚在《过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谁编昌谷飘残帙，渐说当年沈亚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诚的诗抄录一过，敦诚有感于此，写了以上两句诗。
敦诚赞曹雪芹的诗作是：“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樊篱。”可证他自己也是追寻李贺的诗路的。沈亚之的作品有的已经失传，据说他的诗也是“险崛”的一路，这都和曹雪芹的艺术观点有相近的地方。但纪昀对曹雪芹似没有提及，这也是值得探讨的。
五、对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两人对于屈原的评价，同样都是不同凡响的。据俞平伯统计，《红楼梦》引用《离骚》、《楚辞》的词句有八处之多。
朱熹说，屈原为人“不可以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为训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谈到屈原时说：“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对自己作《屈原赋注》的目的，明白说出，是为了使读《楚辞》的人“明其学，观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这也是为屈原思想作明辩，使屈原的真实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这说明戴震看得多么深远透彻。
《红楼梦》写宝玉在《芙蓉诔》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论点：被舜殛于羽山的鲧，由于“婞直”而身亡。以鲧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认为都是“直烈遭厄”。
在这里戴震的“至纯”的观点，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观点会合为一事。
曹雪芹由于亲闻亲见了许多历史真实，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而执笔写出了《红楼梦》这样一部千古至文，从而成为如陈独秀所说的“盖世文豪”。
戴震写《原善》，也是由于“习所见闻，积非我是”，是针对当时社会思想的痼疾而发的。和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也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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