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隐逸仙释及名媛诸传，仍依时次”。这也很可能触动徐秋涛，按辛文房的体例，要为自身所处的时代名媛“别总论之”具体化。他出示给钟斐时曾说：“这是我的近作《名媛集》……”足可说明这一点。
至于“体例”，确乎是和《唐才子传》也几乎一脉相承的。这就不去说它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某些关系，这只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女才子首卷》，作者道：“余夙负情痴，颇酣红梦。虽凄凉罗袂，缘悭贾午之香；而品列金钗，花吐文通之颖。仍近世所闻，得十二女子，无惭闺秀，足抒芳毫……”
徐秋涛，以“情痴”自命，以“红梦”自许，又以“梦亦可凭”自况。但他明白告诉读者，他品列金钗，十二女子，是他亲闻，不是亲历。这和那些自命风流，卖弄几首艳诗俚曲的“说部”，有极大的不同处。可惜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太少，一时很难对他的思想、成就作进一步的探讨。
《女才子凡例四则》很可能是徐秋涛自拟的，说这书“足使香闺梦寂，可醒闲愁”，“以轶事幽踪，点次成编”。这与曹雪芹的自叙，说“只愿世人当那醉余睡醒之时，或避世消愁之际，把以一玩”的口气，颇为相似。本来这种平常文字，人云亦云，谁都可能随手拈来，但和“金钗十二”、“梦亦可凭”等联系起来看，就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徐秋涛说他年轻时，曾乘白云，到了高山“园峤”，蹑而窥之，则从琼楼桂殿看到玉函金筒之文，乃袖之而归。当即《女才子书》了。
人闻此说，未免既妄且诞。但作者自云：“顾以五夜藜窗，十年芸帙，……岂今二毛种种，犹局促作辕下驹，不犹之乎遐想仙境，而十洲三岛，有必不能已者。回念当时，激昂青云，一种迈往之志恍在春风一梦中耳。”如今“弦冷高山，子期未遇，弊裘踽踽，抗尘容于圜阓之中，遂为吴侬面目”。于是援笔作书，“乃得为风月主人，烟花总管，检点金钗，品题罗袖”。
《红楼梦》缘起青埂峰下一块女娲补天遗石，上面字迹分明，编述历历，抄下来便是一部《石头记》。又曾数次改名：《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都是它的别名。而《女才子书》也曾有过《闺秀佳话》、《美》、《情史续传》等几个书名。这能说是一种巧合吗？
两书都想使闺阁昭传，又都着眼一个“情”字。在这方面，他们都有相通相承的蛛丝马迹供我们索寻。《女才子书》对“闺阁名媛，已经载之史传者，虽美弗录，唯以轶事幽踪，点次成编”。并称“稗史至今日，滥觞已极，唯以唐人笔墨，另施面目。海内巨眼，自应赏鉴”。“以雕虫余技而谱是书，特以寄其牢骚抑郁之慨耳”。他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能和曹雪芹相比，由于未能平步青云，拘拘于“辕下驹”的命运，驱使他用艺术来发泄自己的思想感情，用小说寄托胸中块垒，这创作动机，便和曹雪芹有相同的地方。
《女才子书》作者自称为“情痴”，“然于桃叶之下，未尝涉迹”。在这里，他表明自己的“情”，不是卑俗的“情”，所歌颂的“情”，则是和“才、识”联结在一起的。他对于红拂、文君的行为，极口称赞。分析他们“行杈私匹，固难与道学言，即歆慕之者，亦不过重其情而已矣，而不知其奔也，以才识而佐其情也”。这些论点，不难看出他思想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对他所处的时代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在卷八《郝湘娥》中，记湘娥咏《虞美人》诗：
莫笑重瞳霸业湮，
汉家遗迹已无存。
宁知不及原头草，
直到于今唤美人。
这和《红楼梦》六十四回中，黛玉写的《五美吟》中咏虞姬诗来对看：
肠断乌骓夜啸风，
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饮剑何如楚帐中？
两诗都是歌颂虞姬不单重情，而且有胆有识，胜过项羽、黥布、彭越等“须眉人物”千万倍。
湘娥的诗，不能即断为徐秋涛的手笔，但他欣赏她的见解，是无可置疑的。通过这些，我们进一步理解到，徐秋涛愿做风月主人，绝不是为了玩弄女性；愿做烟花总管，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欲”。他提倡爱情要以才识做基础，所以他为自己的书定名为《女才子书》。他认为配得上“美人”称号的，也不能单以貌做唯一标准，必须有内在的东西，才能进入他所评选的美人行列。他在《郑玉姬》中，借王百彀之口，为“美人定案”的标准：“夫所谓美人者，有情、有才、有韵，三者缺一不可，而岂一端之美，足称绝色”！
从这方面，也看到曹雪芹在创作《红楼梦》时，是融会不少前人的作品，以为己用。并且根据他的认识，重新作出适当的估价，才能超迈前人。
当然，如果仅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红楼梦》和《女才子书》，两者有某种相通的地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作者思想的影响和发展，来加以考察。
钓鳌叟对《女才子书》卷九《王琰》的评论说：“自世风日下，而贤能才节往往不钟于男子，而钟于妇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中，能发这种议论，→文¤人··书·¤·屋←能写这样的小说，自然不可等闲视之。徐秋涛还有个观点，认为史家异口同声说，因为西施而使吴国倾覆，因为昭君而杀画工。这都是为亡国解嘲罢了。后来曹雪芹把这思想大大发挥，并且成了曹雪芹一生的“偏颇处”。
对妇女问题，明代李贽，最称卓识，他为妇女讲道，士绅诬告他男女混杂，有乖礼法。有司以此定他为“淫僧”。这不但压服不了他，他反而大声疾呼道：“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他站在卓文君这边，认为“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他为卓文君辩护，而自己却为人所诬，投狱而死，但他视死如归，至死不悔。
徐秋涛借幻庵评语，表现出同样的见解，认为：“荀奉倩谓：妇人，才智不足论，当以色为主。此语陋甚！”他评点古来美人，“有足思慕者，共得二十六人。卓文君、崔莺莺、关盼盼、步飞烟、霍小玉、朱淑贞”等人，都名列“同榜”。这些人都是触犯道学家尊严的，都是名教的罪人。而徐秋涛对她们寄以“思慕之情”。他认为：“古来名妓，有足当美人之目者，共得六人。古来婢妾，有可为美人之次者，共得四人。”这对《红楼梦》中宝玉“家乡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册”，是否也有某些影响呢？因为我们看不到曹雪芹的“情榜”，但这正、副、又副的三段分法，恐怕多少也有些关联吧？
徐秋涛借友人月邻之口，来评《女才子书》道：“胆识和贤智兼收，才色与情韵并列。虽云十二，天下美人，尽在是编矣。”这可以说是该书的结语。他把妇女的品格，分为三种。依他看来，贤、智为上，胆、识次之，情、韵又其次。“兼是数者，而又才色并绝，斯则希世而不能一见，所谓圣之时也。”
就这点来说，对曹雪芹也不无影响。《红楼梦》中，称紫鹃为慧，湘云为憨，探春为敏，平儿为俏，晴雯为勇，尤三姐为情，香菱为呆，迎春为懦，宝玉为情。在未写完的稿中，对黛玉的判词，则是“情情”，也是以才情等做标准来划分明。不过，我认为徐秋涛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把贤、智列为第一等，而对才、智的内涵成分，因袭的观念又占了很重的比例。曹雪芹则把比重放在情、韵上面，把贤、智也给以更复杂的内容，如许袭人为贤，以宝钗为智。对贤、智有他独特的评价，决不把贤、智奉为最高标准。道学的贤，他更是深恶痛绝。和徐秋涛的标准也大大不同。徐秋涛的贤，譬如包括“不妒”之类的内容，还未曾摆脱旧思想的羁绊。曹雪芹则和他相反。写黛玉硬是善妒，所以授人以“小性子”的话柄。可是黛玉的个性，也正在这里突出得最鲜明。
李贽说：“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皆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把这种观点借来，用在分析《女才子书》和《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及精神世界上，就可看出曹雪芹和徐秋涛也有这种认识。他们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也大都符合这个标准。但是，徐秋涛的笔墨未曾放开，这正反映出他的思想也未曾放开。可是，表现在曹雪芹身上，就不仅是放开，而是超迈前人，独步古今了。
我们知道，曹雪芹可以称得上杂学家。本来中国古代思想分类上，就有“杂家”这一流派。明清之际，“杂学”这一门，又极突出。曹雪芹的“杂学”实际上是和“时文”对举的，并不能用字面来测度它。那样就会造成错觉，以为驳杂不纯就是杂学。杂学家既是对抗时文的，当然也必然无意科举了。他们的精力也必然转向另一方面，用各种知识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徐秋涛大概是个落第举子，紫袍朝服对他已经无缘，因此，他也追慕屈子之后，以香草美人来寄托自己的情怀。在明末清初，苏杭一带，纺织业甲冠全国，市民思想正在抬头，对徐秋涛亦必有所推动。当时，汤显祖的剧目颇为盛行。小青这个人物，是汤显祖引为知音的，名流学士，浩如烟海，而汤显祖独瞩目于小青。徐秋涛说：“情之一字，能使人死，即不死，亦使人痴，大都闺阁尤甚。”小青并非情死，而是以死向旧礼教抛掷了投枪。因为杜丽娘是想象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