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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我倒写了可能有的一个人——李芸出来。
李芸是李煦（苏州织造，曹寅的大舅子）同父异母的小妹妹，也是曹寅妻子的小妹妹。她自小寄居在曹家，终身不嫁。我写李芸，一方面省去许多笔墨，对于李煦家就可以做到“不写而写”了；一方面又可以生出许多笔墨来，因为李芸不是曹家的成员，从她眼中来看曹家的变迁，就更显得富有透视的质感来。
如果说，不大照顾细节的真实，就算是浪漫主义的话，那么我也可能沾了浪漫主义的光了。例如，康熙死在六十一年（壬寅）农历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过了七天，雍正便就了皇帝位。接着就是新年元旦，从这天起改元为雍正元年。距康熙死，时间不出百天，未过二十七个月。按礼不但不能欢庆新年，大闹花灯，就是穿着发饰，也另有讲究。但是为了情节的展开，不能等到那么久，再来安排这种场面，所以，我们便要越过这一关，不能拘于这种局限了。何况不到半年，德妃又死了呢！那就没完没了啦！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就不一一提它了。当然除了明知故犯者外，必然会有许多不知而犯的，以及其他错误之处，敬希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我以教正和指导，匡我不逮！
高尔基说：“我不怕犯错误，而且我自己也为这些错误付出代价的。”
是的，如果是错误，对任何人来说，也是逃避不了的，上帝为他子民所设的最后审判，在真正的最后审判到来的时候，总是要落在他的头上。
但我很怕犯这种错误：对别人的资料和论点，作了不适当的援用和引申。因此，要声明在先的，关于某些史实，请读者按照专家的考证为依据，千万不要以我的作数。因为我是要通过虚构和想象的，尽管我的想象力并不丰富。文人小说下载
因之，对于材料的来源，不管是实录、史稿、野史、传闻、笔记、稗钞、杂录……就都不注明出处了，不说明我为什么要改，而不照录，因为那样做也于事无补。不过，借这个机会，我要向热情地向我提供资料和书籍的同志和单位，致以崇高的敬礼，没有他们的协助，我是没法进行工作的。
在创作实践中，我总是希望排除“影射”这个玩意儿。我从来是喜欢描写胜过叙述的。我企图在描写中能具有更广阔的概括性。如果这种概括的东西，也与某种情况有相似的话，这决不是影射。因为影射绝不是艺术，它只会削足适履，而且还不仅仅是削足适履。
列宁说过：一切譬喻都是蹩脚的！
何况“影射”呢！
影射是什么玩意儿呢？按我的理解：影射这个玩意儿，就是在歪曲历史的同时，又必须对现实做尽了歪曲。我想我和我的亲爱的读者们都不愿这样做的吧！
本书暂拟回目，以便记诵，并非靠它贯串全书要领，也须在此顺便说一下。
我谨以这不成熟的作品，奉献于广大读者之前，也只是由于一个微末的希望，就是通过读者的审查，使我能有改写的机会，使我确实能够描绘出曹雪芹这个人来。
作者
1979年3月10日
（原载《曹雪芹》上卷，北京出版社，1980年1月版）
长篇小说《曹雪芹》序之三
想写长篇小说《曹雪芹》是很早的事了。但我打算写个现实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后再动笔。后来，又因为生病，耽搁下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领导支持，各方面的鼓励，我才敢于尝试。本来这个题材，是属于社会的。曹雪芹本人的接触面是那么广泛，他的思想，又有极为深远的继承性，应该坦率地承认，囊括这么浩瀚的素材，绝不是我一个人所能承担得了的。没有最初的和今后的广大助力，我是没法完成的。
我服膺这样的话：
“在描写历史事件和人物性格时，必须具有真实性，代表时代的精神，把诗的想象跟哲学的理解以及心理的观察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在生活的‘田园的以及神话的趣味上’来描写它，而要描写它的真正的悲苦和欢乐。”（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杜勃罗留波夫》）
受能力的限制，做不到这些，对我来说，不足为怪。但，做不到，还可以继续做。何况面对同样的题材，别人还可以做到呢！“虽不能致，心向往之。”我想这是可以允许的。中国有句古话：“抛砖引玉”，这对我也颇为合适。
现在，谨就《曹雪芹》上卷出版之际，借这个机会，就教于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之前说几句话：
曹雪芹的家世，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曹雪芹的身世、家世，和这个康乾盛世交融在一起，无法分割。也只有这样的历史现实，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曹雪芹。要描绘出一个活的曹雪芹来，不把他糅合到时代背景里来写，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但是，处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不使前波后浪的史实淹没曹雪芹，不使千头万绪的家史纠缠住曹雪芹，又使他本人不脱离开这个历史的浪潮，这就使写作遇到了很多困难。
爱因斯坦说：“从我自己痛苦的探索中，我了解前面有许多死胡同，要朝着理解真正有重大意义的事物迈出有把握的一步，即使是很小的一步，也是很艰巨的。”对于我来说，艰巨是从几方面来的：历史的，哲学的，对当时风俗习惯的无知，以及艺术技巧的不足，等等等等，俯拾皆是。何况还有些实际困难。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陪伴曹雪芹的丫鬟，刚被读者熟悉了，就要打发开去，因为他长大了，丫鬟也要调换，又不能单换个名儿就算数的，这都增加了没法说清的困难。诸如此类的地方还很多。
一个走路的人，总是以他双脚走过的实地来计算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以曾经生活过的时间积累而成的。因此，生活是不能割断的，就如空间和时间是不能割断的一样。我们每个近代人身上都有着不同的痣，有的近似黑色的，有的近似棕色的，有的近似红色的……它们就是我们远祖的色素的再现。尽管如此，人的皮肤虽是由野蛮到文明的标记，近代人的皮色，和他的远祖的皮色，已经有着不容混淆的差异。我们的今天是从昨天来的，我们的昨天是今天的前奏。曹雪芹距离我们已有两个世纪之久，我们对他以及他周围的人物，即使把他复现出来，但光是就事论事不行，把他写成当代人更不行。这就需要我们作出历史的探讨和评价，而恰巧我又是最缺乏这方面的能力的。
恩格斯对如何理解历史，给我们提供了精辟的见解。他分析过去的历史家们经常陷入这样的论点：“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从而他们得出结论，比如认为在欧洲“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对于历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照此看待。
同样的，我们中国过去有一些人，也认为如果接替康熙的不是雍正，而是“康熙第二”，那也就可以避免二百年的贫穷和愚昧了。“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
同时，恩格斯又着重告诉我们：“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们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2
这确实是给予曹雪芹的最适宜的历史地位。同时，鲁迅又说：“赫克尔（E·Haeckel）说过：人和人之差，有时比类人猿和原人之差还远。我们将《红楼梦》的续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较，就会承认这话大概是确实的。”3
鲁迅对于那些专会“圆梦”的文士们，说了这些话，也道破了历史终会把人们纳入正轨。曹雪芹的创作方法完全是创新的。我们试看《红楼梦》中所用的“套头”之类的东西，完全是敷衍应景才用的。如果把《红楼梦》中“话说”、“且听下回分解”一些词语统统删掉，反而只觉得干净利落。这和别的章回小说不同，别的作者在这方面是很卖力气的，甚至要使它成为小说的引人入胜之处。可是《红楼梦》不想凭依这个。曹雪芹在写情写景以及心理的分析刻画上，完全没有过去的章回小说任何程式化的东西。我们试把它和《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放在一起对看，就不难看出，在这两部开近代小说先河的作品之前，已有先河了。
曹雪芹多么知道文学的力量！他在宝琴的十首《怀古诗》里，特意安插上《西厢记》和《牡丹亭》的情节和史实并列，又借宝钗之口说它“无考”。宝钗要另换两首，黛玉拆穿她的伎俩，认为那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接着，曹雪芹又要李纨为这两部书争地位，说这是“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应该予以承认。在这里，曹雪芹声明它们已是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既成为人民的精神力量，也成为人民的物质力量，任凭装聋作哑，也是无法予以抹杀的！因此，我们不难看见，曹雪芹已预见到他所创造的林黛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