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现在既然权力到了我手上，我毫不犹豫地同意林婴婴把孩子生下来。
然而，我想不到，林婴婴和杨丰懋也一定没想到，我的这个毫不犹豫的“决定”却给我们组织带来了无法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没有人能否认，老A的牺牲对我们组织是个巨大的损失，然而为了让林婴婴把孩子生下来，我们组织遭受的损失却还要巨大，还要惨痛。这一切，包括林婴婴的身世、家史，她后来在狱中写的日记里有详尽的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林婴婴的日记无疑是我们了解她和钩沉那段历史真貌的最真实又最珍贵的材料。
下部
下部：刀的阴面
第一章
1
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拚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介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承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
但是，鬼子来了……
是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端菜上来，受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响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母亲没敢再说话。
在家里，父亲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
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了，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地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拚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军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的多，大炮越发的响。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是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丢落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菊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慌乱走过，一派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军顶不住了！很长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军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啊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嘛。就算从金山卫过来嘛，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不一会，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的。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情，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了。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跳跳蹦蹦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这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一声出来了。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二哥说：“桂芝也走吗？”父亲严厉地说：“废话，她是男人可以不走！”二哥低声说：“她怀孕了。”父亲说：“那更要走。我再说一遍，妇人和孩子都要走。”我想见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死盯着二哥。二哥说：“好，知道了。”父亲说：“知道就好，我就怕你不知道。”接着父亲问大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哥说：“都办好了，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