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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找到了。
这天晚上，阿宽为了给我减压——其实也是给我压力和动力，还跟我说了好多宽慰我的甜话，情深意长。其实他想错了，我心乱不是因为他布置的任务，我是被二哥折腾的。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阿宽不知怎么的似乎没有太在意。我一直没有理由说服自己，那人就是我二哥，不但睡前如此，睡着了还是如此。晚上，我梦见父亲，我在梦中不停地问父亲，“二哥”是不是真的是我二哥。父亲一直没有回头看我，他的背影越来越小，时而往远处走，时而往高处飞，腾云驾雾，隐隐显显，急得我要哭。后来，父亲像被狂风吹的，翻着跟斗从天上跌下来，摔倒在我眼前，我跑上前去搀扶他起来，却发现搀扶的是“新二哥”，他脸色比白雪还白，像僵尸，把我吓得大声惊叫。我就这么惊醒了，也把阿宽吵醒了。
“你怎么了？”阿宽看我浑身发抖，流泪满面，心疼地把我揽在怀里。
“我做噩梦了。”我说，“我梦见二哥了……二哥……”我不停地喊着二哥，不知道说什么。
他说：“你是不是梦见二哥死了？”
我说：“是的，阿宽你告诉我，二哥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死了？”
他说：“我的点点啊，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为什么不相信他就是你二哥？你的二哥也是我的二哥，他真的要不在了，我为什么要拿一个假的来骗你？”
我说：“你怕我伤心，因为二哥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
我们又围绕二哥开始了新一轮的质疑和反质疑。不知我是着了魔，还是……反正不论他说什么，似乎都说服不了我。包括后来，阿牛哥也好，赵叔叔也好，郭阿姨也好，凡是跟二哥有过往的人，都坚决又坚决地告诉我他就是我二哥，可我还是信服不了。我的理智在这件事上显得无比固执，冥顽不化。如果说有什么说服了我，也仅仅是感情上的，那就是阿宽——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会如此信誓旦旦地欺骗我。
阿宽曾对我发过誓：二哥就是二哥！
我正是以此笃信，不许自己再存疑虑，但凡偶尔冒出来的疑虑都被我狠狠掐死，没商量的。可是在他临终时，我还是有种冲动，想最后问他一次——由于没有及时问，他永远离别了我，我又为此后悔。这说明我心里的疑问还在啊，我所谓的笃信不过是笃信他对我的爱，他对我的真。现在二哥也走了，阿牛哥也走了，而这个疑问却还在我心里活着。就让它活着吧，我在这里太孤独了，就让它陪着我吧……
第五章
1
有一天，阿宽又带我去二哥会所，说是二哥发展了一位新同志，十分了得，让我去认识一下。是下午上的山，天刚下过雨，山中湿漉漉的，草木都挂着晶莹的雨滴，放眼望去，水汽升腾着，形成山岚，飘飘欲仙。个别山头上还有壮观的云瀑，从山顶泻下，白得耀眼。那天吹的是西南风，二哥会所所在的山坞坐北朝南，成了个风袋子，水汽都往那里面钻，车子开进去，顿时被浓雾包抄，视野一下子缩小，车速不得不减慢下来。我在重庆时就学会开车，但开得不多，车技一般。为了提高车技，一般出了城阿宽会让我来开车。开车是个技术活，公里数决定车技，开得多了技术自然上去了。那天就是我开上山的，但是进了山坳，山路弯弯，浓雾作怪，我不敢开了，想换阿宽来开。
那天阿宽在感冒，人不舒服，上山时睡着了，我停了车他以为到了，看窗外这么大雾，说：“这么大的雾你都开上来了，看来你的车技大有长进。”我说：“还没有到呢，我就是看这么大的雾不敢开了，你来开吧。”他说：“快到了，坚持一下吧。”我说：“你不怕我开进山沟里去？”他说：“没事的，开慢一点就是了。”
我再开时，他问我：“你紧张吗？”
我说：“有点。”
他说：“开车时适度的紧张感是最安全的。”
我开车时，他经常告诫我一句话：车速不要大过车技，谨慎不要大到紧张。也许是当过老师又写过诗的原因，阿宽说话总结能力很强，总是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切中要害，很容易让人接受并记住。他曾写过一首诗，是反映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我觉得写得很好，第一次看到时我感动得哭了，因为我觉得它写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阿宽遗体告别时，我心里一直在默诵这首诗。现在，我每天早上醒来，总是要默念一遍这首诗——
清晨醒来
看自己还活着，多么幸福
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
都可能是最后一个
我们所从事的职业
世上最神秘，最残酷
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
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
死亡并不可怕
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
二哥的会所据说最初是清朝大臣顾同章的闲庭。顾大人是广东潮州人，到南京来做官，水土不服，经常上吐下泻，人瘦得跟晾衣竿似的。下面人给他找来一位风水先生，把四周的山走遍了，最后在这个山坞里给他选了这个向南的山坡，让他在此地建凉亭两座，茅舍一间，瓦房三间，月末来住上一天，夏日晴天在凉亭里下棋喝茶，在茅房里如厕，雨天冬季自然是在瓦房里避寒取暖，喝补汤，吃海鲜。顾大人照章办事，一以贯行，果然不吐止泻，身体日渐长肉，赢得寿长福厚的圆满。因之，后来这地方盛传是块风水宝地，房舍几易其主，被几度翻修重建，规模越造越大。最后接手的是孙文挚友、同盟会之主黄兴，他接手后这里成了同盟会经常开秘密会议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在房子里挖了地下室和暗道，暗道一米多宽、一百多米长，直通对面山坡下、山涧边的那片巨石堆，出口处隐在几块大石头和灌木丛中，很难发现。黄兴去世后，房产一直在黄兴后人手上，二哥正是从黄兴后人的手上买过来的，当然是花了大价钱的。如今，茅舍早不见了，凉亭依然在后院风雨着，当然也是几经修缮过的。现在的凉亭正眉刻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几个柱子和横梁上有孙文、黄兴、于右任、宋教仁等人写的楹联。
以往，天气好时，我们总是到亭子里去说事，这天因为雾大，二哥领我们去了会客堂。客堂在一楼拐角处，一面向着山外，一面迎着后院，向着山外的墙上没有窗洞，窗户都在对着后院的墙上，是两扇木格子大玻璃窗。我进去后，一边给高宽泡茶，一边看着窗外，在漫漫迷雾中，我看到凉亭里有一个人影，时而金鸡独立，时而抱柱翻腾，像一个武术高手在习武。我看着不由丢下茶具，立到窗前去看，看得痴痴的。阿宽看我这样子，走到我身边，问我：“你在看什么？”
我对他伸手一指，“你看那人，好像蛮有功夫的。”
阿宽看一会说：“嗯，果然有功夫，看来二哥没跟我说大话。”
我问：“他是谁？”
他说：“让二哥告诉你吧，我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正说着二哥进来了，说起凉亭里的人，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二哥介绍道，此人姓程，名小驴，是湖北孝感人，其父是屠夫，开着一爿肉铺。小驴十六岁那年，肉铺卖了一头死猪肉，乡民知情后纷纷聚在铺子前，要退钱还肉，发生争吵，引起斗殴。十六岁的少年，如初生牛犊，斗殴起来哪里是要命的，他操起砍骨刀，砍人如杀猪，连杀两人，吓得乡民抱头鼠窜。命案在身，小驴怕死，连夜逃走，最后改名换姓上了武当山，穿上道袍，扫了十三年树叶和落雪，练就了一身功夫。
二哥说：“他最了得的是轻功，可以在晾衣竿上仰天睡大觉，可以像猴子一样在树梢上腾飞挪位，可以像猫一样在房顶上无声起落。有一回，我看见他就坐在那棵树下，突然拔地而起，把停落在树枝上的一只红嘴相思鸟抓在手板心里。”
阿宽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二哥说：“在广州街头碰到的，他在沿街卖艺，我看他功夫真是了得，就跟他攀谈起来。原来，前年夏天，他所在的道馆里来了一位病人，是薛岳部队上的一位团长，家就在武当山下，在武汉保卫战中受了重伤，肺部中了一弹，命悬一线。所幸救得及时，算是保住了命，却一直卧床难起，每天只能吃流食维持小命。后来几经周折，回了乡，依然举步维艰，命脉日渐衰弱，家人是死马当活马医，把他送上山，找道士来要命。此时昔日的小驴在馆中已是功夫高深的道士，名声在外，人称武师道士。他接下了团长，天天给他运气发功，配合着吃了一个时期的草药，团长可以跟他扎马步习武了。正是从团长口中，他活生生地了解到日本鬼子如何在欺负国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如今国难当头，希望团长带他下山去杀鬼子赎罪。但团长经历了生死，看到了太多国军内部的腐败，心灰意冷，已无心报效祖国，只想在家乡苟且偷生，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武汉找谁。一天早上，他带了信，下了山，去了武汉，发现武汉已经沦陷，他要找的部队说是去了株州。寻到株州，又说去了桂林，赶去桂林还是没找着，也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他无路可走，开始漂泊，就这样到了广州。一路下来，他带的盘缠早已告罄，只好靠在街头卖艺化点小钱度日，我就这样遇到了他。”
后面的事可想而知，二哥了解到他的经历和愿望后，积极动员他加入我们组织。他听说我们也是抗日打鬼子的，二话不说跟二哥来了南京。后来，他当然成了我们的同志，当了我们行动组组长，经常出生入死，干得很出色。包括在迎春行动中，他也是立了大功的，正是靠他猫一样的轻功，我们在腾村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让我们及早掌握到诸多内幕，为我们后来进一步行动找到了方向，赢得了主动。
话说回来，他身上的功夫真是常人难以想象，他什么功夫都有，武功、轻功、木工、厨艺，都好得呱呱叫。他还会写书法，还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