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孔子说：“一定要我做的话，就是纠正名分了！”子路说：“您未免太迂阔了吧！有什么好纠正的呢？”孔子说：“你真是鲁莽啊！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应该保留不说。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公务就办不成，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刑罚失去一定标准，百姓就惶惶然不知所措了。”
这段话非常具有逻辑性。“必也正名乎！”成为孔子为政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跟“正名”有什么关系呢？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名”有两种，一种是名实，一种是名分。名实就是有名有实，“桌子”是一个名称；一张桌子摆在眼前，这是事实。我们平常讲名实的时候比较简单，譬如你问这人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某某。某某就和这个人连在一起了。任何东西都有名称，每一个人只要客观认识，都可以掌握。名分则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代表配合某种身分、角色、地位，要有某种分寸、要求和标准在里面。因为人的世界最大的特色在于他除了实然还有应然，实然就是事实上如何，应然就是应该如何。如果光讲实然，不问应然，社会就没规矩了，就乱掉了。所以孔子的“名正言顺”是从“名分”的角度去考虑的。
孔子在齐国时，有一次齐景公问他，政治该怎样去推动？孔子说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个“君”是名称，是现在的君，第二个“君”是本分，是理想的君，意思是你有君的名称，就要有君的理想表现，要学尧舜禹这些。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样，可以翻译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齐景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国家粮食很多，我吃得到吗？等于大家都要各安其位，各尽其责，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现在卫出公当了国君，他的父亲也就是太子从国外回来了，认为自己才应该当国君。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是对的，对方缺乏正当性、合法性。到底谁应该继承君位？先占位置的就算赢吗？用非法手段得到地位也无所谓吗？谁是君谁是臣要弄清楚，否则乱局会一直维持下去。所以孔子说，治理卫国的问题先要“正名”，把君臣父子之间的名分纠正清楚。否则，名分不纠正，言语就不顺当。因为你说话要根据你的身分，你扮演什么角色，说出来的话就要符合相应的角色。如果言语不合乎身分，你怎么去推动国家的事务呢？公务办不成，礼乐就不上轨道。礼乐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系的表现，礼乐不上轨道，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到最后老百姓为所欲为，造成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你当国君的也不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所以儒家重视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身分，他说出来的话才有适当的效果，你不能越权。假设你只是一个秘书，你要替老说话，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确的授权，否则你说出来的话只代表秘书。所谓“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问题。同样，具有某种名分，就要尽量做到这个名分所要求的标准。只有每一个人都尽到他的责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会才能安定。政治上也是如此，要先纠正名分，后面一系列才能做到言顺、事成、礼乐兴、刑法中，老百姓才知道该怎么生活发展下去。
5。上行下效
鲁国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们的子弟是世袭的，生下来就有官儿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权力特别大。到了季康子的时候，二十几岁已经当上鲁国的正卿。这时候孔子正在担任国家顾问，季康子这个年轻的大官就来向孔子请教，应该怎么样从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简单：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是正，当政者带头走上正道，谁敢不走上正道？换句话说，一旦政治领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岂不绝望？这话是一个老人家对年轻人的期许，但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想着怎么运用手中的权力，听到自己必须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会感到很大压力。当时鲁国的强盗很多，季康子又问，盗贼太多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就算有奖赏，别人也不会去当强盗了。什么意思？因为在上位者贪得无厌，有些人迫于生计或有样学样，才沦为强盗。反之，如果领导人不那么贪心，百姓也会有廉耻之心，自重自爱。孔子这话说得非常坦直，甚至有点夸张，目的是让为政者早些觉悟。
季康子接着请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为非作歹的人都杀掉，去亲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这样做如何？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残酷了。美国一位政治学者说，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残酷。一个人大权在握，动不动就要把坏人杀掉，但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人生下来是坏人，坏人是社会环境、教育制度等各种因素配合起来使他走上邪路的。换句话说，坏人是从平常人堕落成坏人的，好人也是平常人努力才成为好人的，不能把人简单的进行二分法。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回答说：“您负责政治，何必要杀人？您有心为善，百姓就跟着为善了。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像风一样；一般老百姓的言行表现，像草一样；风吹在草上，草一定跟着倒下。”
孔子有一种趋势的观念，譬如我们说天下无道或天下有道，无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无道的乱世，有道是天下正在走向有道的治世，都是一种趋势，不可能黑白二分。人也一样，人是自由的，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明明有严刑峻法，却还去为恶，可见恶的诱因很大。诱因之一就是教化失败，而这正是领导者的责任。
但季康子这位年轻的大官以为只要把违法乱纪的人杀了，问题就解决了。杀人好像就是一句话，随便就能消灭一个人。事实上，春秋战国一路下来，战争太多了，老百姓的命太不值钱了，杀人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孔子是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想法的。他说您来负责政治，何必要用杀人的办法呢？您自己愿意走上正路，老百姓自然就跟着你去行善了，这叫做“风动草偃”，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像“风”一般，老百姓的行为表现则像“草”一般；风吹向东，草就倒向东，毋宁是十分自然的。这正是我们常说的“上行下效”或孟子所说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在上位的人喜欢什么，底下的人就会变本加厉的提供，以博取领导的欢心，这是社会常见的情形。
孔子的用心是希望领导者“以身作则”，打破阶级对立格局，上下一起来追求美善和谐的人生。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你用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好像北极星一样，北极星的位置不动（北极星在古人的认知里面是不动的，当然今天的天文学告诉我们宇宙里没有完全不动的星球，因为你找不到一个定点去测量它动还是不动），别的星辰环绕着它各居其位，既和谐又有序。你如果以德行来治理国家，你本身不用做事，天下就通通上轨道了。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舜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坐在王位上，就把国家治理好了。为什么？因为他治国的时候先修养自己的德行，当政者成为善的典型，老百姓就会朝着善的方向走，这就是儒家的无为而治，要先“恭己”，自己做得正直、谨慎。所以，当政者千万不要想着随便去杀人，把坏人通通杀掉，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这个办法成立，恐怕很多国家都剩不下多少人了。应该怎么办呢？透过教育，透过政治的方法，让老百姓走上正途。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坏人，每一个人都有希望走上正路。只是领导者要找到正确的制度设计，让每个人一生可以过得比较安稳。
所以，“上行下效”来自“人性向善”的基本观念。在上位者的“德”一旦表现出来，人心自然乐于顺从，向着“善”去安排自己的人生，自然可以天下太平。相反，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也会跟着为恶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孔子认为这是不成立的。在上位的人为恶，老百姓会很生气，可能导致天下大乱了。
6。一言兴邦
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有一次请教孔子，“一言可以兴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振兴，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论语·子路》）
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几”是近似、接近的意思。国家兴亡的原因原本十分复杂，即使专就君主的责任而言，也只能说“近似”而已。孔子认为，君臣如果知道自己是替老百姓做事，责任非常重大，需要好好努力，就没有问题；相反，君臣如果不替百姓设想，反而作威作福，国家又怎么可能兴盛呢？儒家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只要是替大家服务的事情，都要戒慎恐惧。孔子曾以禹做例子，说禹吃得简单，对鬼神的祭品却办得很丰盛；穿得粗糙，祭祀的衣冠却做得很华美；住得简陋，却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力上，因此“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没有任何批评，因为禹戒慎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