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发展才是硬道理
看看这个东晋，从公元317年建国，到现在不到60年，本来一开始就不强大，中间还经历了王敦和苏峻两次内乱，又老得跟北方作战，国家穷啊，老百姓的日子就更别提了，现在能不人心惶惶，踏踏实实种地，就已经求之不得了。
谢安接手时，国家就是这个样儿，那怎么办？没得说，“发展就是硬道理”。他376年执政，当年就调整了税法。规定：第一，把以前的按田纳税，改成按口纳税；第二，王公以下，一视同仁，有户口的，全都交税；第三，服兵役劳役的，为国家作战的，就不用交。
那么就来说说这个“口税法”的作用：
==繁荣经济，增强国力==
其实，“口税法”的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除了封了王、公这样高爵位的，不管你是不是贵族，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只要你是国家的公民，就要交税。
原来，国家又按土地收税，士族享受特权，不用交，而且士族家家都有大片土地（谢家也不例外），那政府又能收上多么来？再看平民这边儿，一家子人，总共就这点儿地，俩人种就行了，剩下的就闲着。
现在好，这些闲人也都被调动起来了，国家里有的是事儿等着大家干呢。这样儿，种地的就会更加用心地种地，有余力的，就去开垦新地，首先农业得到了发展；那不想种地的呢，就去经商，贩运，开小作坊，这样商业也能活跃起来；如果还不行，你就是笨，就是什么也干不好，那就去投军服兵役吧，还有军队在接着你，一来就不用交税了，二来国家正等着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呢。反正是，这几条路，随你挑，政府就一个原则，你不能在那儿闲着等救济。让老百姓都开始动脑子干事儿，这样，国家经济才能繁荣起来啊。
这回改革，对于个人来说，交的税到底是更多了，还是减少了，现在说法儿不一致，有人说多，有人说少。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个财政收入，可无疑是增加了。那么东晋虚弱的国力，庞大的军费支出，也能改善一下儿了。
这样一来，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能够得到好处。那为什么会是“双得”呢？因为经济发展起来，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呀。可分的东西多了，大家才能都过得更好。
==珍惜土地，抑制兼并==
这个“口税法”还带来了另一个好处：它能更好地抑制一直让东晋政府头疼的土地兼并问题。
那时，不管是士族还是庶族，这些地主们变着法儿地收买吞并农民的土地，而且是屡禁不止。穷人把地卖给了地主，变成佃农，就不用交税，所以不得已时，就常常把地卖了。但一实行“口税法”，农民却一下子珍惜起自己这个饭碗来了，没了地，我也得交税呀，那我干嘛还要卖给你？我还嫌地少呢。于是，地主们再想轻易从农民这儿弄走土地，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顺利推行，业绩斐然==
“口税法”从谢安执政当年开始实行，虽然是剥夺了士族的一些特权，但在谢安的坚定推动下，一直都实施得很顺利，没有引起任何社会波动。整个太元年间（从376年之后），东晋的经济渐渐地恢复了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老百姓的日子也一天天地变好。其实这段儿时间，正是东晋最好的小康时期了。
《宋书》这样记载当时老百姓的生活：迄于太元之世，……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晋书》的描述：至于末年，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
。。。。。
历代的史学家们，也对谢安在这时实行“口税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不一一例举了。倒想起，淝水之战是在太元八年（383年）发生的，恰恰就是在东晋的这个时候，所以前秦的大多数朝臣，才会劝阻苻坚，不要在这时攻晋啊。
最后回头瞧一下儿这个政策：
它其实很简单，就三条儿。并没有一大堆规定，没有去命令老百姓，你必须如何如何，否则就如何如何。它只是改变了一些方式和关系，然后很多结果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没有拿着鞭子去逼迫，而是让老百姓自己主动地去做。现在，连征兵这件事儿，都比以前顺当多了吗。
这里正体现了道家政治思想的特点噢。正像老子所说：最上乘的君主治理国家，让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百姓并不感到是你给他们带来了好处，反倒认为，这些好日子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这样的君主才是最高明的呀。
第三章 用人之道：先人品；后才能
上面，我们说了谢安在国家大政方面的作为，这里，就来说说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用人之道。这也是自古以来评价宰相政绩的标准之一啊。
一说起用人，大家肯定就会想起“用人唯才”这个词儿，如果哪位宰相能做到这一点，就肯定会得到人们的称赞。不过，要说起谢安的用人，还是有些不同的。应该说，在这个“唯才”之前，还必须要加一个“唯德”。也就是说，他提拔官员的时候，第一件事儿，不是看你的才能，而是看你的人品。如果你真是“德才兼备”，那当然最好。如果你人品不错，却没有什么干实事儿的能力，他不会任用你，但却有可能和你成为朋友，他不认为一个人没实际能力是什么缺点，他甚至还乐于替你去摆平好多事儿。谢安的朋友里有一批这样儿的人物呢。但是，如果你品质不好，就算你有天大的才能，对不起，他也不会用你，而且也不会同你交往。
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不好评价，但他就是这么做的。不过有一个好处倒是显而易见，这就是，这样一来，国家的政治就会很清明。
就比如：一个单位里，这些人普遍人品都不错，那污七八糟的事儿就特别少，有人碰到困难，别人都会出来帮一把，大家都用好的东西去对待别人，这样，不但工作能完成得又简单又顺利，大家的心情也都很舒畅。但是，如果这个环境里有那么几个人品不咋的，一门心思踩着别人往上爬，暗地里动心眼儿耍手腕儿，那就糟了。这就会一马勺坏一锅，他们能搞出各种各样的花样儿，把所有的事儿都弄得又复杂，又阴险，有时为了一点儿小利益，就掐个没完。而时间一久，这种风气就会形成，好人总是吃亏，于是也就变得不好了。
所以，谢安执政这一段时间，史书称“德政既行，文武用命”，史家评“政治清明”，还是跟他这个用人“先德后才”有很大的关系。
这里，正面反面都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先来说说正面的：
徐邈：这位是京口人，从小就人品端正，举止有度，勤奋地读书、做学问，很有见识。谢安了解后，十分欣赏他，这就属于“德才兼备”型的呀，于是谢安就把徐邈推荐给了孝武帝司马曜，后来做了中书侍郎。徐邈也的确不负谢安的希望，在中书一干10年，为官清简宽宏，为人稳重缜密，从不参与后来皇室那些阴险的权谋。司马曜欣赏他的学识，又敬重他的为人，一有疑问，就去向他请教，要不是一不留神被张贵人弄死了，他还想任命徐邈担任更重要的官职呢。
范宁：这一位，跟徐邈相比，就有个性得多了。他最大的个性就是——刚正不阿。范宁也极有学问，而且，他还有个极大的爱好，就是开学校。从前桓温当政时，范宁受到了压抑，桓温死后，他才当了个余杭县令。当县令的时候，他就大办学校，召收四方的学生，讲授儒学，一时间，就连这一带的社会风气，都因为他的大力办学，好转了不少。谢安十分欣赏他，也举荐他当了中书侍郎。他跟徐邈，一起辅佐司马曜，本来挺好，但范宁为人太刚正了，结果那个谗佞的王国宝就容不下他，最后被排挤出了中枢。后来范宁当了豫章太宋，接着大办乡学，招收四方学生，甚至自己出钱给学生当费用。百姓们也都特别拥戴他。到了清朝时，余杭、扬州一带的百姓还给他塑像，把他看成和韩愈一样的先贤呢。
说到这里，就有个挺有趣的问题了，这两位，都是很得谢安爱重的，也的确是“德才兼备”型，不过，他们俩可都是“儒学”名士啊，跟那时的风流玄学人物，根本不是一个路数儿。谢安自己，也是一个极典型的玄学名士吗。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这么看重他们呢？这里头的原因，应该有两个：
一个，谢安的治国之道，是道家思想无疑，但很多方面，他其实也融合了一些儒家思想的。我们历来成功的政治家，其实大多数都是外儒内道型，只不过，不同的人，儒道所占的比例不一样罢了。谢安应该算是道家比例极高的一位了，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扔了儒家。
另一个，这很可能是出于他的长远打算，他希望司马曜长大以后，不要像他老爹司马昱那样，“当个名士真不错，可怜不幸做君王”，毕竟这天下是司马家的，他谢安这个位置不可能长久，真要长久这事儿就不对了。所以，他是做了一系列振兴皇权的事，这个后面还会说到。向司马曜推荐正直博学的儒士，也是他要“振皇权”的一个步骤。当个名士，逍遥山水间，这没问题。但当个皇上，却整天清谈，啥实际事儿都不会干，那可不行啊。
说完了正面儿的，我们就来再看看这两个反例。
不过说起这两位，那可真是了不得，个个尊贵无比，而且还跟谢安关系极近。这两位就是——谢家自己的女婿，琅邪王氏的王珣，太原王氏的王国宝。
有才无“德”的王珣
首先说，这里这个无“德”，是指谢安的想法。其实王珣这个人，就是比较热衷于仕途，也颇有心机，懂得相时而变，在谢安去世后，他通过自己的经营，当了尚书令这样的大官呢。其实要说，这也是琅邪王氏的一个特点，“狡兔三窟”的王衍，“善处兴废”的王导，都有这个味道。王谢这三家大族，琅邪王氏是比较会为自己家打算的，这也是人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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