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裤裆是青海东端民和县川口街上的一个贼，人说他有裤裆里偷蛋的本事。他跑来，听说是偷羊，嘿嘿一笑说：“这算个啥嘛，我给你马到成功。”万海风说：“你别大意，办成了我给你记十个工分。”王裤裆说：“工分就算了，以后只要你别管我就成。”
第二天早晨，出工路过生产队的羊圈时，万海风看到了那只奶羊。挡羊的五娃把它拴在圈门外，丢了一些青草。万海风一边吃惊它垂吊在肚子下面的奶子居然这么硕大这么红亮，一边叫五娃少喂点。五娃不理他，赶着队里的羊群上山去了。奶羊想跟去，挣不脱拴它的麻绳，“咩咩”地叫着。万海风寻思这羊的奶有什么好喝的，正要离开，一个念头砉然而出：队上偷了他们的，他们就不会偷队上的？拴在这里不保险。他过去从羊脖子上解下麻绳，用脚踢着赶它往前走。奶羊犹豫着，岔开后腿，拥着沉甸甸晃悠悠的硕大奶子，想跑又不能跑地追撵羊群去了。
五天以后，傍晚，霞火烧的格外美。五娃来找万海风，说是羊奶子烂了。万海风来到了羊圈，才知道奶羊是不能上山的。山上到处是蒺藜，把那硕大红亮的羊奶子划得稀烂。民兵队长也来了，故意对奶羊上山大惊小怪。万海风强调说：“只能这样，我总不能派民兵守着它吧？”民兵队长说：“就不会拉到我家里？我管着它。”万海风瞪他一眼说：“你想喝羊奶了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羊奶喝了拉稀屎哩。”奶羊卧斜了身子，一阵阵惨痛地咩叫着。万海风蹲下去瞅那烂若霞火的奶子，发现伤口已经感染化脓了，一些嗜血的蠓蝇嗡嗡嗡地飞起又落下。他说：“看样子得消炎，你明早去公社卫生院找几瓶青霉素来，我让赤脚医生给它打上。”民兵队长应承着走了。
公社卫生院不给青霉素，说是人用都没有，怎么还能用在羊身上。民兵队长问万海风怎么办。万海风说：“谁叫它往刺窝里钻哩，现在就看它命大命小了。”奶羊知道他们在说它，头耷拉在地上，大绷着光溜溜、湿漉漉的眼睛，两股金黄的锋芒梭镖一样扎过来。万海风不禁一个寒战，心想：它到了阴间，眼睛里肯定有我的形象。
奶羊死了。
秋苞谷就要收尽的时候，万海风又一次见到了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他们把苞谷秆子扎成捆，打算背回家当烧柴。万海风想这焦秆子是队里的，要沤成肥料搞秸秆还田，他们怎么变公为私了？但他没有说出来，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们。他们自然也是沉默到无言，甚至都不看万海风一眼。那么寂静，辽阔的裸野一片驳杂。
万海风不知道后来民办教师和他的枯女人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娃娃活了没有，活得如何，作为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队员，不久他就离开民和县川口公社川口大队回到了省会西宁。
许多年过去了，在一次朋友聚会中，面对一桌五颜六色的酒菜，万海风心情沉重地对我说起了这件事。我敷衍了事地宽慰他说：“那是‘极左’思潮泛滥的结果，是上面布置的，错误也好，罪行也罢，都与你无关，你不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万海风说：“对奶羊和民办教师一家的灾难来说，‘极左’思潮也好，上面的布置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执行政策的我，我当时要是有一点点同情心，奶羊就不会死，民办教师一家的日子就肯定会好过一些，可是我这个人，当时怎么就那么愚蠢、那么残忍、那么不讲道理、那么‘左’呢？”
我突然意识到万海风正在深刻忏悔，同时也知道，他早就不吃羊肉了。一年以后，当朋友们再一次聚会时，我发现他已经戒吃所有的肉了——猪肉、牛肉、鸡肉、鱼肉，只要是动物的肉，他都敬而远之。我对他说：“别的肉你可以不吃，但你生活在青藏高原，怎么可能不吃牛羊肉呢？”他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
第八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2）
爱情与原子弹
看到了原子弹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她的风信年华。她叫陈妤。把青春献给原子弹，这是陈妤在那个不算太久远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样的眸子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读不懂，我在“国家最高机密”面前，显得就像一个傻透了的间谍，想知道一切，却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国权，他居然会认为“陈妤这个人不诚实”。而陈妤对他的疏离，恰恰又是因为她必须“不诚实”。“不诚实”的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那个最可信赖的女人。
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这就是原子弹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云舒，月落日出。
距离原子弹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六分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间，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陈妤是不是在六分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里，正是陈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陈能宽等“两弹元勋”们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两弹元勋”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原子弹和氢弹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像母鸡孵蛋那样，由于她陈妤天长日久的温暖，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核武器的声响。
第一次见到陈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青海日报》的记者，李国权作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去海晏县采访。火车的车厢就像一间行动的冷库，没有暖气，冰凉彻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体恤，轻飘飘的。想喝一杯开水暖暖身子，走过了七节车厢，也没有看到一间有开水的锅炉房，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我们不供应开水。”
突然，一切都变了——不冷了，我们也不想喝开水了，甚至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了。李国权后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脱下来，脱下来给她。她出现了，陈妤出现了。她在车厢过道里跺脚，漂亮的姑娘在车厢过道里来回跺脚。脚的动作吸引了李国权，他发现她的脚很好看，尽管她穿着翻毛皮鞋。从脚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袄，拉不直的曲线也让腰臀一再地优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见钟情的情人那样，李国权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却又如此明亮地打动了他。而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并不抽象，它们是两颗又大又圆的黑葡萄，在干燥寒冷的高原，悬浮在你视域之内最美好的地方。水灵灵，有什么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让你想到水灵灵呢？
李国权终于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她。他知道过于唐突的帮助会让一个异陌的姑娘感到紧张而断然拒绝。他就像一只雄鸟、一头公鹿，本能地意识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唱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跟着广播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当时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车上、广播里，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国权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词儿唱错了，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细细的皮鞭”。有人冲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干什么呀？”满车厢的人都笑了——这首歌谁不会唱？他居然唱错了。姑娘没有笑，她离开了车厢过道，坐进了离我们两个空挡的座位。李国权的歌声戛然而止。
他当时肯定很沮丧：情歌把姑娘唱没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后面去了。但仅仅过了两分钟，李国权的声音又响起来：“你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藏族民歌还是哈萨克民歌？”我说：“我不知道。”李国权说：“我告诉你，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种，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萨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觉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说：“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哈萨克民歌？”李国权说：“《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哈萨克民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听我给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萨克民歌《美丽姑娘》：“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把你的容颜比做花，你比花儿更鲜艳，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说：“怎么样？相差十万八千里吧？我再给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来（歌词我忘了），唱完了又说：“怎么样？风格很相近吧？”我说：“我听不出来，我觉得这三首歌相差都很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说：“你不懂，你不懂音乐。我再给你唱一首……”我当时哪里知道他是唱给那姑娘的，不耐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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