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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国权和陈妤又见了一面，或者两面，或者三面，总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国权就变得失魂落魄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陈妤了。他说：“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通信地址，你说我怎么办？我每个星期天还是去海晏县城，还是去西海饭店等着，可我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矿区找找她？”我说：“最好你别去找，如果矿区真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去了对陈妤不好，人家还以为你是陈妤叫去的呢。”他说：“没错，我绝对应该为她考虑，可是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并不听你的话，你说怎么办？”
李国权还是去了，他当然没有见到陈妤，甚至都没有看到二二一厂的围墙。他在辽阔的金银滩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时，突然被“六号哨”的军人从背后抓住了。军人严厉地望着他：“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干什么的？”“我妹妹在矿区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来，这里是禁区你不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母亲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谎言赢得了军人的同情，军人没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又通过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省广播电台，证实有这么个人以后，监视着他走出了禁区。他灰溜溜地回来了。领导找他谈话，说：“谁让你去二二一厂了？不要以为你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不是小事，公安部门都过问了。”
李国权来报社找我，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如何见到她。”我说：“还是老办法，去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每个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从此就不出现了。”李国权说：“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国权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在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陈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去海晏县的火车上随着广播九转肠回地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更不知道在等不来陈妤的时候他是如何从内心深处斩断了自己对这个美丽女性如痴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长驻记者，辗转在祁连山的农业区和牧业区采访，等一年后回到西宁，便听说他已经走了，随同父母调到西安去了。他们全家都是陕西人，父母要落叶归根，他也就“见异思迁”了。耿耿寸心的李国权就这样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偏执地认为，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遥远的金银滩。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早退的我从报社大楼的楼下又拽了上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杨记者你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陈妤。”我愣着：“陈妤？”她说：“我是从海晏来的，刚到西宁。”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来了：“记得记得，你是矿区的陈妤。”
我们在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见了面，然后又到西大街的鱼餐厅吃饭。陈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苍白。她说：“我给广播电台打电话，听说李国权调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打听。”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也是路过西宁，顺便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我问道：“你是回家？探亲？”她说：“不是，我调走了，要离开青海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去新疆？那不是更远了吗？”她说：“我从事的工作就是要远离人群。”我说：“新疆什么地方？”她说：“马兰，罗布泊的马兰。”我惊呆了：“那是沙漠，没有人烟。”她说：“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解密以后的1992年，我才从报纸上看到，马兰已是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总部所在地，早就是一个有人群，有公路，有机场，有商店，有旅馆，有通讯设施的戈壁中心了。）我提起李国权在海晏县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对她的等待。她沉默着，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我远远地看见过他，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但我是不能再和他保持那种关系了，因为我发现我一定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我说：“是吗？怪不得他走了，我还以为是他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呢。”她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对不起他。”我安慰她说：“你只能这样，告诉他实情也是对他的负责。怎么样？”她说：“什么怎么样？”我说：“你的丈夫，他和你是一个单位的？”她摇摇头，说：“单位上哪有合适的，我还没有对象呢。”说着低下了头。我愣怔着：原来是一个谎言，一个美丽而残酷的谎言。沉默。我说：“我明天去火车站送送你吧。”她说：“不用，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又说了一会儿话，她看看表，起身毅然和我分手了。
就这样，陈妤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青海，离开了产生过“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的金银滩。我胸腔里有点酸涩，好像爱上她的不是李国权，而是我。是的，我并没有机会爱上她，但是我很酸涩。以后，只要一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陈妤，就会有一种排解不去的酸涩，那是“回头留恋”的酸涩，那是“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酸涩，那是金银滩的二二一厂带给我的酸涩。尤其是现在，当武库已经解密，原子城已经开放，我的酸涩就更有一种“前老子后娘，提起来话长”的味道了。
陈妤走了十二年我才有机会来到她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西海镇了。西海镇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矿区”，就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也叫“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或“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囊括了整个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
我和所有不明就里的人一样，一来西海镇就有一个疑问：当初为什么要把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在这个地方？陪着我的朋友告诉我，选址工作是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专家组踏勘了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选点，认为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地处达坂山和日月山之间，属于平缓的山丘草原，便于隐藏，且地域开阔，有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人口密度小，需要搬迁的仅一千七百多户、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七万头牲畜，加上它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因此成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地点。
地点一定，毛泽东就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话说得很自信，自信的后面隐藏着中国对苏联老大哥承诺援助的信任。
但仅仅过了一年，老大哥就靠不住了。1959年6月，苏联来信明确表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核领域签定的四个协定中，最主要的技术援助已经被撕毁。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为了记住并甩掉这个耻辱，梦想中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命名为“596工程”，或者叫“争气弹”。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公开场合愤怒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又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其实没用“十年功夫”，代号为“二二一厂”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研制成功了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两年八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闻公报》：“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两次《新闻公报》中，都提到爆炸现场是“西部地区”，这个“西部地区”当然不是青海的金银滩，而是新疆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也就是说，金银滩的产品，罗布泊爆炸。
终于爆炸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出现在遥远的罗布泊腹地，接着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地滚过天际，刹那间，冲击波的狂飙席卷了无边的戈壁滩。人们用肉眼看到了烟雾的变幻，先是橘红，再是明黄，再是靛蓝，再是柳绿，再是｜乳白，再是嫣红，最后形成了一朵参天而立的巨大蘑菇云。恐怖已极的原子弹竟是如此美丽。
之后，依靠金银滩的二二一厂，中国又进行了十四次核爆炸试验，完成了热核弹头的武器化过程。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如果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都能够承诺并且坚决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核武器不就变成一堆废物了吗？行走在中国第一个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