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是这样的。据我所知，目前中国的许多大城市比如北京、广州、上海、郑州、南京、深圳、海口、珠海等，都有不少西部人。这些西部人因为有着不可轻视的成就和大致相同的经历，往往被当地人称做“西北帮”或者以省区为界线称做“新疆帮”、“青海帮”、“宁夏帮”、“甘肃帮”。一个“帮”就是一个无形的人际网络，他们分散在各个行业，互相关照，周而不比，左提右挈，同病相怜，并且不时地聚会，以西部人的习惯吃一顿喝一番，喊喊叫叫，唱唱闹闹，话无忌惮，酒尽人散。聚会在有的地方是定期的，在有的地方是随意的；在有的地方由专人负责，在有的地方是轮流召集；在有的地方是AA制，在有的地方是挨号坐东，偶尔也会有发了财的大老板出面埋单的。有一次我的同学刘莉芝（她在广东省政府工作，负责组织广州市西部人的聚会）从广州给我打来电话说：“昨天我们又聚会了，光《青藏高原》就唱了十三遍，轮着唱，抢着唱，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草原之夜》，还有《大坂城的姑娘》，还有《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还有《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克拉玛依之歌》。过去在西部，这些歌很多人并不会唱，但是一离开西部，就全都学会了。唱着唱着，还流眼泪，好像我们是在外国，再也回不去了，好像我们坐着飞船来到了火星上，再也见不着人类了。”
再也回不去了——一个关于人类离开家园而又寻找家园的永恒而抽象的哲学命题，具象为眼泪、歌声和聚会，写实成一种可触可见的现实人生，折磨着所有在世俗化的大潮中随波逐流的西部人。他们忍受着，咬着牙忍受着；他们失落着，丢了魂似的失落着，并且准备就这样一直失落下去而毫不动摇。是的，尽管“西部”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漂泊者的周身，尽管“博格达”、“昆仑山”、“喜马拉雅”、“河西走廊”、“贺兰山”这些不朽的名词就像磨盘一样重重地压在他们最敏锐、最脆弱的神经上，尽管“西部情结”不仅代表了一种内心的渴念，而且业已成为支撑生命的主要构架，尽管“西部”所代表的已不再是词汇意义上的奥博与高远，而是所有的精神空间、所有的“投机话语”，但走出西部的人却很少有人永远地回到西部，即使在外面混得不好甚至很惨，即使寤寐相感，肠回九转，神经衰弱，彻夜不眠，也不愿再去“荒原”上找回那只丢弃在霜风白露中的老枕头好好地睡一觉了。最多是回去看看，探亲访友，故地怀旧，吃几餐老饭，喝几回陈酒，然后就打道回府了。“府”是什么？是有家的地方；“家”是什么？是有老婆孩子的地方。世俗情境让所谓的“精神诉求”在一种连犹豫都来不及的前提下轰然崩溃。
这就是说，西部人只要一离开西部，再回去就是客人了，而且是远客、是稀客、是叛客。以主人的身份回家乡归故里的荣耀几乎是不存在的。你一回去就有那么多朋友没完没了地招待你，你不是客人是什么？你一回去马上就会感到缺氧的难受、寒冷的难受、气憋胸闷头痛腿颤的难受，你不是客人是什么？你一回去就发现很多你过去龙拿虎跳过的地方——江河的滥觞之地、动物的奔逐之野、感情的寄托之山——你都已经去不了了，你不是客人是什么？你受到了人文和自然的双重排挤，你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经迅速地不适应高寒带的要求、不符合大莽原的生存标准了。而过去，是你在西部的土地上热情似火没完没了地招待着别人；是你在平野的山顶上游刃有余地左右着稀薄的空气，对付着四时不减的寒流；是你在自然保护区内满怀激｜情地照顾着江河，体贴着动物，驱散着旷日持久的寂寞。抛弃家园的人最终又被家园所抛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处境，一个以兴奋开始、以忧伤结束的过程。当这个过程临近终端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是一河失去源头的水，只能靠雨水来补充；你已经是一棵失去土壤的树，只能靠盆水来滋养。你会在精神即将枯死的威胁中天天想到“西部”，越想越觉得它已经远远地离你而去了，它现在只是你的一种思念、一种情绪、一段越来越虚幻的往事，只是一个梦，一个永远都不会成真的好梦。于是，一件真诚着也矫情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位回归南方六年的柴达木的“老西部”死前留下遗嘱：“把我的骨灰散在西部的苍茫大地上。”我心说这又何必呢？你让那些依旧活着并且在为你操心的人多累啊！再说，西部的苍茫大地不需要任何人的骨灰，只需要竭尽全力地保留一些好好活着的人，保留一天无上清纯的空气和一片无极干净的大野。
四
西部人在西部的时候，常常被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老家在哪里？这就是说每一个西部人都必须把“我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表述成一个形而下的答案：我老家是湖北的。西部人要是离开了西部，又会常常被人问到：你老家在哪里？这次西部人就有些踌躇了，他想说自己生活工作过的某一个西部省区，又觉得自己的籍贯尤其是原籍或者祖籍根本与西部没有关系，想提到那个其实跟他的成长和人格形成八竿子够不着的原籍或者祖籍，又觉得自己从里到外、从小到大都是个地道的西部人，与所谓的原籍毫无瓜葛。踌躇再三，只好详细作答：我老家在河北，五三年父母去了新疆，我从小在新疆长大。诸如此类的回答比比皆是。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连提问题的人也变得精明起来，他不问“你老家在哪里”，而只问“你出生在什么地方”。这样一来就便于回答了，出生地实际上就是那个“也许再穿过一条烦恼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的“快乐老家”，就是那个“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的美丽故乡。
然而，确定了故乡并不等于确定了对故乡的态度，离开西部的不用说会经常提醒自己或表白自己是个西部人，而长期生活在西部的倒是很不愿意让别人以为自己就是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人。他们喜欢说自己是“下边人”或者“口外人”，因为“下边人”和“口外人”本身就代表一种身份、一种优越感、一种令人一时半会儿看不清楚的深远的背景。西部的人是不排外的，不仅不排外，还有一点谦卑，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至少他们比土生土长的人会说话，有见识，脑子活。于是常常会有人用很标准的普通话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们老家是下边的。是的，他没有骗人，在西部的许多地方比如新疆、西藏、青海、宁夏，其实根本就没有土生土长的汉族人，汉族人都是移民，有古代的移民更有近代的移民。西部的历史，如果能够把它劈成两半，一半自然是土著发展史，一半就是汉族移民史。
汉族的移民可以追溯到秦代，由陇西开始，渐渐地一步一个台阶地向西向高而远的地方渗透，依次应该是河西甘肃、河湟青海、朔方宁夏，接着就是古丝绸之路坚忍不拔的拓展，祁连山北南两线成了移民进入新疆腹地的必由之路，然后就是“胡服汉家郎，羌笛丝锦帐”的融合，就是“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的情景，就是“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异化。尤其是唐代以降，大西域的土地上，远方的汉籍移民源源而来，蜂屯蚁聚，星罗棋布，其成分有商贾，有流徒，有戍卒，有战俘，有屯田者的群落（类似后来的建设兵团），还有混血的后裔、汉化的边民。他们在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里，渐渐丢弃了强迫移民带给他们的沉重悲哀，把自己向来的旧习完全打碎，然后融汇到腥膻万里的壮猛风土中，成了一片和当地的物候时令、地理风貌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西部人的人文风景。有了这样一些古代的移民风景，近代的移民就显得不那么悲壮、不那么哀恸、也不那么突兀莫名了。
近代移民尤其是近五十年的移民是西部移民的历史高峰，在这个高峰里，强迫移民一变而为志愿移民，虽然还有一部分押送而来的刑徒和流放而来的劳役，但多数却是在“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下意气而来的拓荒人和建设者，是“跑东跑西，吃饭穿衣”的盲流、生意人和打工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五十年的西部移民已经远远超过了几千年的移民总数，几乎所有深藏不露的神秘一角、远而又远的边关要塞都有了汉族人的足迹。他们是一些一来西部就想当家做主的人，是一些命运把艰难困苦做了最华丽的包装之后送给他们做礼物的人，是一些激动的婚媾一完就悲观失望但又必须厮守到底的人，更是一些用生命、鲜血、汗水、意志、思想、痛苦打造了西部当代开发史的人。他们人微言轻却作用非凡，那些寂寞了无数个世纪的荒原厚土，在他们一见之下惊叫不迭的声音中突然就变成了农场、牧场、家园、企业；那些孤眠了多少个春秋的河山湖泽，在他们永不放弃赞叹的描述中突然就声名远扬而成了旅游胜地、探险工厂。
这就是移民，是除了当地少数民族之外的“西部人”的形成，是关于“我从哪里来”的源流本末的回答。它因此让我们知道了形成西部人特性的三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生存目标杂糅到一起来了；那就是西部空广寒凉的自然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抟捏塑造；那就是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文化背景在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
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全国各地的人带着本土的人文细菌来到了一个必须近距离集中厮守才可以生存下去的地方。这些人文细菌便互相打架、交叉传播，或者叫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很快形成了一个左右着移民内部关系的始“乱”终“治”的交流平台。实际上，人文细菌的感染比起生物细菌的感染来，更具有潜在的力量，主动进攻和主动吸纳的姿态作用于人的欲望和思想，时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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