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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上海人为例吧，这是一个自恋意识很强、自我感觉极好、视所有外埠人为乡下人的高傲的群体，但据我的观察，来到西部的上海人恰恰又是最容易改变自己的，摸爬滚打一两年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西部人了。而西部人到了上海，却很少能变成上海人的。由于工厂的集体搬迁、技术人才的大批西援、知识分子的不断支边，以及下放和流放的存在，许多上海人在移民的西部度过了虽然土气却不平庸的一生，他们身上既有河南人的味道，又有陕西人的做派，还有山东人的姿态。仔细一问，你就会知道，他们是河南人的邻居，陕西人的同事，山东人的亲戚，众多的“群体特性”一搅一合，再加上自然和文化的渗透作用，他们离正宗的上海人就越来越远，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了。至于他们的儿孙，就更是脱胎换骨，不是离上海人远了，而是根本就没有上海人的影子了。
一家报社要召开一个很重要的编前会，通知下午不准请假，一个必须参加会议的上海人急了，立马打电话给总编辑说：“下午的假我是请定了，某某某要搬家，昨天就说好我要去帮忙的，要是不去怎么跟人家解释？”把做人的诚信和助人为乐看得比开编前会还要重要的，不会是那些在高楼阔厦之间穿梭往来兢兢业业的上海人。1977年我去青海省海北州门源县采访，到达的时候已经黄昏，在街上碰到水文站的上海人钱佩衡。老钱说：“你是小杨吧？我认识你，你去年来我们单位采访过。刚到吧？吃饭了没有？还没有？正好我也没吃，走走走，到我家去吃。”动不动就把半生不熟的人请到家里来吃饭的，不可能是过去那些在小弄堂里低屋檐下咸菜泡饭的上海人。有一次我在饭桌上和青海商业厅的一位朋友聊天，他问我：“你认识老金吧？”我说：“认识啊，你们系统的干部，经常给报纸写一点通讯报道，是个上海人，十五岁就来到了西部。”朋友说：“他被人打断了一根肋骨，住院了。”朋友接着告诉我，半个月前，他们系统的几个人去拉萨办事，半路上和一帮贩牛鞭的汉子发生了口角，没想到首先吼起来、跳起来、动起手来的竟是上海人老金。他打肿了人家的眼睛，人家打断了他的肋骨。遇到这种硬碰硬的事儿，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不可能是那些在甜丝丝的功利而狭小的人际圈子里精明圆滑着的上海人。（在这里我当然没有对上海人说三道四的意思，任何一种做派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也许正是那些被来西部的上海人丢弃的上海人的本色，才成就了今天的大上海，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瞧瞧，我也变得圆滑起来了。）
来西部的上海人变了，彻头彻尾地变成西部人了。这就是移民内部五湖四海杂糅交流的作用，在这个作用的推动下，所有的移民都把从“老家”带来的“本性”丢弃在了新的人群组合中。为了在这个变幻不定的组合中尽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尽快赢得尊重也赢得存在下去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喜新厌旧起来，扮演着“薄幸人”、“负心汉”的角色，不无痛苦地迅速走完了人格再造的最初几步。这是一个不小的胜利，在生存和发展的层面上，这个胜利意味着另一个胜利的开始，那就是活着，继续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然后多少有一点作为，有一点无愧于生命的创造。
对西部人来说，活下去并且有所作为的最大障碍当然不是来源于人类内部，而是来源于严酷的自然和封闭的地理。也就是说，你必须长期面对沙暴的骚扰、狂风的吹打、寒流的围困、雪灾的侵袭、缺氧的折磨、干旱的逼迫、荒凉的包抄、寂寞的摧残，乃至生命的考验和死亡的威胁，必须时刻忍受“风头如刀面如割”的外部世界对人从外表到心理的全方位的打击。打击是在所难免的，通过打击让环境对人重新进行抟捏塑造也是在所难免的。当一场风沙把柴达木油田三十厘米直径的钢管吹得鞠躬九十度，把厂区内钢筋水泥的大烟囱吹裂吹倒，把篮球架和活动板房吹得满地打滚，把钢铁的采油树吹得东倒西歪，把十几吨重的立地生根的磕头机吹得掉头就走，把所有直立的物体都吹得不再直立的时候，人怎么办呢？人也是直立的，人在狂飙中甚至连挣扎着满地打滚的资格都没有，只配蓬舟似的凌空而起，和帐篷屋顶、柴油机一起摔向沙漠，摔向嘎斯库勒湖边的大沼泽。但是在世界海拔最高的油沙山井区，钻井队的工人们一个也没有爬下，更没有蓬舟升天。他们在山顶上、井架前挺立着，直到一天一夜后风小沙住。能够挺立的原因很简单，几百个工人手挽着手，身贴着身，挽了一排又一排，贴了一圈又一圈，风过处，只吹起一片黑色的头发呼啦啦飘扬。我很早就听说过这件事，很早就意识到它不过是一个象征，并不代表所有西部人日常生活的普遍状态，但它却在本源的意义上诠释了西部的人际关系的走向，诠释了西部人隐藏在恐惧后面的心理趋势，正如一首石油工人的墙报诗所表露的那样：“你靠我，我靠你，拉起手来活下去；你有线，我有衣，绑在一起抗天气；王张李，人心齐，雪是炒面风是屁。”这虽然浪漫得有点“跃进诗”的感觉，但它却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说明了一个生存之道：在暴虐残忍的自然面前，人和人的关系只能是依附、相助、同生、共死的关系。灾难随时都会降临，生存的家园随时都会变成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之地，当西部人握着毒蛇、骑着老虎势孤计穷的时候，他们就会本能地服从造物主赋予他们的求生原则：只有依靠同类的力量、团帮的精神，才能让每一个个体的人从困厄中走出来，活下去且有一点人的作为。人变了，不再是小肚鸡肠、斤斤计较的，不再是急火攻心、四面树敌的，不再是自我膨胀、偏执疯狂的，不再是嘀嘀咕咕、婆婆妈妈的，不再是纠纷无限、落井下石的。
当然西部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如此明朗的意欲和风度，对他们来说，是孬是好，是进是退，总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总是无可奈何的照办，总是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他们和别处的人一样，也有难填的欲豁、无度的贪求，也有一文如命、争多论少的时候，但他们总会比别处的人更快、更多、更频繁地遇到阻隔，或者领受到教训甚至是致命的教训。
可可西里无人区南部金场有一座黄金台，自从有人从黄金台上挖出大金子（成块的砂金）以后，这里的原始阒寂就再也回不来了，年年都有为了地盘的争斗，都有头破血流、断手断臂、毁车死人的事件发生。1988年的争斗尤为激烈，金客双方都动用了器械：铁锨、镢头、砍刀、斧头，甚至枪。谁也不肯认输，彼此都想打赢，难分难解，不可收拾。就在这个时候，老天不答应了，暗云低伏，北风飕飕，一阵奇寒突袭而来，因为打斗而延宕了时间的金客们突然发现：雪灾降临了。大雪铺天盖地，一下子浇熄了这场黄金争夺战，明白如话地告诉人们：要是再逗留下去，此处即是葬身之地。金客们丢下器械丢下黄金台纷纷撤离。纷纷撤离的金客们是互相拉扯着才走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打得不可开交的两拨人是互相拉扯着才走出大雪覆盖的死亡之地的——你有面，我有油，换；你有药，我有水，换；你有牲口，我有饲料，换。后来就不分彼此了，换与不换都取消了，杀了牲口大家吃，化开积雪大家喝，等到半个月以后他们到达安全地点时，两拨敌对的金客已是称兄道弟，难分难舍了。这是一个“出于水火而登之衽席”的启示：你必须依靠群体，依靠更大的群体，才可以保全性命，走完该走的路。西部人的群体意识就是在这种不断重复的灾难性事件面前一次次地得到了强化。虽然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在黄金台上大雪灾里身临其境的经历，但它传递出的强烈信息却日益变为一种只属于西部的集体无意识：同舟共济，旅进旅退，物与民胞，存亡有靠。就像西部谚语说的那样：“一股麻线一股风，十股麻线遮一冬；十间房子百口人，没有你们我活不成。”还有：“靠人是宝，越多越好。”还有：“三个人的热气儿，胜过一斗煤渣儿。”还有：“人人亲家（见人就叫亲家），走遍天下，个个阿爸，吃香喝辣。”
在这里我特别想应用的是这样一条谚语：“见人张张口，见狗弯弯腰，见山磕磕头，见水拱拱手。”见人张口、见狗弯腰说的是对人的友好（见了人家豢养的狗都要弯腰，态度之殷勤都有点巴结讨好的嫌疑了）。见山磕头、见水拱手说的是对自然的敬畏。敬畏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敬畏，是那种能够让自己感动起来、情绪化起来的敬畏，是以宗教的虔诚小心翼翼地对待时刻包围着你的长风疾雪、白山黑水、旱沙干野、荒林大泽的敬畏。有了这种贵贱不渝的敬畏，才会有西部人对自然环境被迫的同时也有韧性的挑战（活着就是挑战），才会有他们对自然万物异乎寻常的重视，这种重视既表现为惧怕和防范，也表现为赞美和亲近。西部的人，一个个都是山河之友、荒原之子，一个个都对冰凉的自然充满了亲近时的激动，充满了“直教生死相许”的情人般的缠绵。“我爱青山，青山爱我”，大自然对人少不了也是缠绵的，不过是“母老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