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大概是死了。他翘起大拇指说：“它是一只这么好的藏獒，死了也好，早死早转世，再转世它就是人了，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可以当我们的县长。”我说：“不一定，很可能比县长还要大。”东珠加点着头，他绝对相信我的话，他早就在脑海里把他对藏獒的祝福变成了不久的将来，变成了一定会出现的事实，所以他的伤悲里又有几许欣悦，他是既悲又喜的。
我的朋友桑杰的十三岁的孩子带着藏獒去放牧，狂雪即刻成灾，根本就来不及往回赶，羊群全部被困住了，接着就是冻死，就是被大雪埋葬。好在孩子还活着，他在冻僵之前本能地趴在了藏獒身上。藏獒硬是把他驮回到了十公里外的帐房，进了帐房看到家里没有人，又硬是把他朝三十公里外的公路驮去。半途中孩子从藏獒背上滑了下来。藏獒就用牙撕着衣袍往前拖，拖一段，便停下来，趴在孩子身上，用自己的体温暖暖他，生怕他冻僵了。就这样一直拖到了有车有人的公路上，结果孩子活了，藏獒累瘫了，几乎死掉。我曾经费力地想找到这只藏獒和这个孩子，但是没有奏效，玉树草原太大，藏獒太多，我还没打问几个人，又冒出了另一只藏獒的另一个事迹。
有一只藏獒，老得已经不能嚼肉了。雪灾的晚上，奇寒降临。牧人把它拉进帐房，让它在火炉旁边暖一暖。拉进来一次，它出去一次，几次三番都这样，最后只好由它去了。牧人说，它就是舍不得离开每夜都要守卫的地方，那是羊群的旁边，面对饿狼的风口。就在这天晚上，老藏獒死了。作为一只工作犬，它老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什么叫忠于职守？这就是。死了还要威胁狼群。狼群来了没敢靠近，看老藏獒一动不动的样子，以为是扑咬前的屏声静息。直到天亮，狼群才发现，它们的天敌早已经没有威胁了。
在很多情况下牧人会把羊群交给藏獒去照看，自己去办别的事情。平常的日子里只要主人不在，到了牧归时间，藏獒就会跑前跑后、喊喊叫叫地把羊群赶回来。但是遇到特大雪灾羊群完全走不动了的时候它怎么办呢？它只有原地守护，等待着主人的到来。但主人在这种时候根本就到不了它们那里，到了也没用，也是毫无办法的。于是藏獒就一直守着，直到所有的羊都被冻死，直到它自己也被饿死、冻死。藏獒是决不吃自己看护的羊的，哪怕是冻死的羊羔，除非主人杀了羊割下肉来丢给它。由此可见，对藏獒来说，忠诚勇敢的含义并不轻松，它是要以生命为代价的。藏獒当然知道自己只要吃掉冻死的羊就可以活下去；当然知道自己只要离开必死无疑的羊群，只身去找主人去投奔人群，就完全可以脱离死亡的陷阱。但它没有这样做，所有真正的藏獒都不会这样做，这是本能，是青藏高原赋予它们的使命，是遗传、后学、家教种种因素合力而成的狗之道德。一旦违背了这种道德，或者说一旦在它们的道德律令中只有凶狠威猛而别无其他懿行特征，藏獒就不是奇伟的草原英雄，而仅仅是蛮野的荒地杀手了。
写到这里，就有一些悲哀。这些年，我常去草原，但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少听到藏獒的故事。所听到、看到的，都是如何搜罗、贩运、买卖藏獒，以及它们高得惊人的身价。藏獒有了身价，却没有了故事，好欤？坏欤？
扎西德勒——祈愿草原，祈愿藏獒，扎西得勒。
第三章 永不消失的藏獒精神（3）
藏獒精神：完成文学的思想使命
一
前些日子在青岛坐出租车，司机是一个看上去很朴实的中年人，他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你，你就是写《藏獒》的那个作家？”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的人哪个不是狼，我也是狼，你卖书就卖书嘛，说狼干什么？”我很奇怪，他一个开出租的怎么就变成“狼”了，而我连坐出租车都能遇到“狼”，心里突然滋生出一种害怕来。面对司机，面对满街的人流和车流，我突然就说不出话来了。我被一种清醒的悲哀牢牢钳制着，我很想告诉他：许多把自己当成狼的人，其实都不是狼，而是羊。
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一是为什么反对我批判“狼文化”的人，往往并不是“狼”，而是一些备受“狼性”伤害的“羊”？是不是连“羊”都觉得应该让“狼文化”遍行天下呢？二是为什么我诚实地表达自己对“狼文化”的反感，会被很多人包括那个普通的司机看成是功利之举呢？固然我是借着《藏獒》和《藏獒2》的出版在发表我的看法，但如果没有《藏獒》和《藏獒2》，我有批判“狼文化”的资格吗？我有抑“狼”扬“獒”的平台吗？在一个虚饰、虚假、虚伪的世界里，我们怎么样才能相信一个人的真诚呢？难道连真诚本身也成了作秀和哄炒的代名词吗？真诚地生活、真诚地说话，本来应该是人生在世最起码的要求，现在居然荒诞了，变成一个怪物了。三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习惯于营造一种可怕的冷漠气氛，为什么我们对明显恶劣的精神现象和文化现象失去了修正的冲动和干预的兴趣呢？难道“狼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的心理定势，就像吃饭睡觉一样稀松平常、合情合理，而没有任何贬褒的价值了吗？我有一个朋友，是做教授的，有一天打来电话说：“你最大的问题是不能面对现实，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谁还听你批判‘狼文化’？”
从现实来看，“狼文化”确实有其土壤。它完全无视人之为人的基本行为准则，公开提倡弱肉强食、贪得无厌、损人利己、无信无义的强盗哲学、市侩哲学，把狼子野心当作人的正常之心，视弱者为草芥，置弱势人群于不顾，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狼文化”与狼这个物种毫无关系，很多坏提倡、坏主意、坏思想都是人强加给狼的。比如，狼的贪婪只针对食物，是生存的需要，它要活下去就必须这样。人的贪婪则表现为骄奢淫逸、损公肥私等。狼在现实中越来越少，几近绝迹，是自然中的悲剧角色，“狼文化”却大行其道，是社会中制造悲剧的角色。这是动物的悲哀，也是人类的耻辱！
“狼文化”首先是对狼这个物种的侮辱、强奸和歪曲，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标准的践踏和戕害。所以我在《藏獒》三部曲中用很多笔墨写到了狼，既写了狼的荒野原则——凶狠残暴，也写了狼温情脉脉、义气多情的一面。这说明我对狼这个物种没什么偏见，我只是对“狼文化”有批判的态度。在《藏獒》中，我虽然也写到狼，但篇幅很小，批判也是很概念化的批判。但在《藏獒2》中，我对狼的写法由以前的形而上变成了形而下，由概念化变成了形象化。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狼，不是只有一种表现，有好的也有坏的，还有中间状态的狼。草原上的人都说，狼是“千恶一义”的动物，也就是一千匹恶狼中必有一匹义狼，或者说，狼做了千件恶事之后，必有一次义举，这匹义狼在哪里？这种义举是什么？我想有所表现和挖掘，以便多层面、多角度地表现狼。到了《藏獒3》，狼与藏獒甚至成为自然和人类对峙的伙伴。
“狼文化”——这个獠牙狰狞的所谓“文化”，绝对是法西斯主义的。它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腐朽的那一部分，比如封建礼教。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是对“吃人”的“狼文化”的批判，“救救孩子”也是从狼性十足的腐朽文化中拯救民族灵魂的呐喊。比如在《藏獒2》里，有壮狼以弱狼、小狼为食的故事，这肯定是动物行为，是狼生存所必需的野性原则，是艰难的生存条件逼出来的极端行为和扭曲表现。狼吃了弱狼、小狼以及死狼，才能保证壮狼的生存和狼群的不衰，这种行为典型地代表了狼性，尽管是可以理解的狼性，但要是把它变成人类的“生存法则”，那就惨了！狼性对人性的反动，由此可见一斑。
二
与“狼文化”相对立的，就是我在《藏獒》三部曲中张扬的“獒文化”，也就是我所认同的藏獒精神，这是我在《藏獒》系列里不遗余力地描写的。藏獒精神指的就是一个人的道德风貌和行为举止。首先要做到不卑污、不虚伪、不贪婪、不阴险、不弱肉强食、不损人利己，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底线，藏獒的行为举止恰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底线；其次要勇敢面对一切丑恶，忠诚于你的事业、爱情、理想、信仰，不受别人的欺负，也不欺负别人，懂得秩序，讲究规则，舍己为人，公正廉洁，有恩必报，光明磊落。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但决不是高不可攀，努力之下一定能做到，就像藏獒。
我崇拜精神，我选择文学是因为它最能展示人的精神世界，最能挖掘人类精神中最后的阴暗和最初的阳光，也最能让我的精神崇拜得到寄托和延展。真正的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思想含量，要有精神的普世性和手法的通俗性，还要转达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感受，它体现着社会普遍认同的良知，同时又氤氲着理想主义的冲动和生命不灭的火焰。藏獒精神是最能传达我的人生理想的旗帜。
说实在的，选择藏獒这种题材是我表达内心世界和实现理想的一种方式，是我个人情感的总结。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写藏獒，其实这跟我养过藏獒，熟悉它们的生活习性，似乎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我在青藏高原生活了四十年，一个汉族人和藏族人在感情、生活上已经融为一体，在所有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时候，你必然觉得那个地方的一切，包括狗的生命，都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了。这种情感的驱动是促成我写藏獒的原因。1996年，我因为工作关系来到青岛，在海边仰望青藏高原，我才知道，什么是我应该记住的，什么是我应该牢牢抓住的，什么是我应该无法忘怀的。离青藏高原越来越远了，对她的那种感情却越来越浓了，这种感情是我写作的最好状态。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