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的是精神，就是说在娱乐中获得精神，并不是说娱乐就是精神。我把文化符号、思想密码、信仰追求融化在小说的悬疑里，就是为了最大限量地体现“娱乐精神”。
所以我的悬疑设置不是一般的生活逻辑，而是知识逻辑、文化逻辑和信仰逻辑。我希望这样的悬疑，给“悬疑”本身提供另一种思路和风格，开辟一条新路子，让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准日渐提高的读者感到一种棋逢对手的满足。
傅小平：其实，即便是在通俗小说界，也不乏对精神探索有着浓厚兴趣的作家。他们通常会在小说的开始部分，给读者呈现一个充满悖论的命题，对这个命题的追寻和解释，也最能考量小说的深广度。在《伏藏》的开端，你由乌金喇嘛这个人物的人生轨迹引发开去，揭开了信仰危机这样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之后，在正文的叙述中，却似乎忘了关上。这就像《一千零一夜》里那个无意间打开魔瓶放走魔鬼的渔夫，并没有用智慧把他收入瓶中，而任由他的阴魂在人世间随处飘荡。
杨志军：《伏藏》的开端的确是一个严肃的命题，小说中的所有阴谋和暗杀都与“开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最后由乌金喇嘛的暴露作了照应。我想告诉读者：信仰危机是世界性的危机，信仰追寻也是全人类的追寻。人类的精神史就是这样写下去的：在不计其数的失败和挫折中，追寻，追寻，追寻。
傅小平：在这部书里，你有一个大的抱负，通过故事的讲述，让读者看到一个明明白白的西藏。这就势必要求小说拥有很大的知识容量。当然，对于常年浸润在西藏文化及藏传佛教背景中的你来说，知识储备或许不是一个大的难题。然而，如何把这些知识不落痕迹地“化解”在小说故事的叙述里，却是一个大的挑战。毕竟，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当然更愿意还是把《伏藏》当成一部有料的小说，而非是众多西藏文化读物当中的一本来读。
杨志军：每个人的阅读姿态是不一样的，有的为了获取知识，有的为了陶冶性情，有的为了实用。而你的阅读肯定是职业性的，有很强的目的感。但不管怎么说，当一部小说的推理以知识和文化为支点的时候，作者对读者的期待就是耐心。在我的设计里，我想尽量做到每个知识点的出现都与发掘伏藏有关，都是“七度母之门”的一环，区别在于有的是明晰的，有的是隐喻的，还有的是跨越情节的。我希望读者用由浅入深的姿态，获得深入浅出的效果。
傅小平：从我国的写作传统看，悬疑写作的根基并不深厚，这一点从当下风起云涌的类型小说写作终究还没能摆脱学习西方的窠臼上就可以看出。所以，作为一个以纯文学写作起步的作家，转而用这样一种看似通俗的手法写作，绝非想象得那么容易。以我看，你的这种选择与其说是放弃叙述的难度，是媚俗，不如说是对小说就是要讲述精彩故事的一种回归。据我所知，这是你第一次尝试用悬疑的手法讲故事，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很多的难题。在最后的落款中，你就写道在写作过程中“不知多少次修改”，我感兴趣的是，你作了哪些修改，有何取舍？为何要作这些修改？
杨志军：我本人对中国传统小说并不特别推崇。“四大名著”因为缺乏信仰目标和精神高度不可能成为世界名著。就小说艺术来说，无论技巧还是思想，西方都远远处于领先地位。悬疑和不悬疑，你都在学习西方。试图摆脱西方，你就连学习的对象也没有了。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说法，对艺术和其他文学式样或许行得通，对小说行不通。中国传统小说并不具备让世界共享的条件。
我没有转向通俗写作，运用悬疑也并不是放弃叙述的难度。就小说来说，最难的还是叙述一个好故事，一个好故事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吸引人或感动人，传递作者独特的经历和感悟，不重复自己，有饱满的生活容量，有深刻独立的思想，有属于你自己的叙述方法。而很多文学往往是顾此失彼的：为了好看流畅，忽视了思想容量；为了思想容量，忽视了好看流畅。
小说有无限的可能性，作家必须接受小说文本对自己的挑战。不是悬疑了就必然浅薄，也不是好看了就必然流俗。思想越有意义，就越要让它好看；内容越有价值，就越要让它流畅。有时候我们用“不好看”的文字遮掩起来的，往往是我们思想的贫乏和表现的苍白。我想在《伏藏》中实现的目标是：给读者一个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悬疑故事，尽可能丰富地让他们得到西藏文化和西藏历史的知识，在信仰的诱惑下抵达彼岸，这个彼岸就是西藏精神。
《伏藏》的内容涉及西藏历史、仓央嘉措的故事及其情歌、西藏文化的神秘符号、藏传佛教的传承和知识、寺院的隐秘等，但这些对我来说差不多都是一遍写成的。修改最多的是现代人的故事，他们的掘藏和历史的伏藏的对应，他们的爱情和仓央嘉措爱情的对应和延续，世俗生活和信仰追寻的对应等，尤其是最后两章，我是改了又改。
总之，《伏藏》是我命中注定要写的作品，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命中注定要写的，这里除了追求，还有一种宿命。用好看的小说故事包孕深刻的思想，传达严肃的主题，这是我的努力。从《藏獒》开始，在我的写作中已经没有了通俗和严肃的区分。因为我发现写作中的作茧自缚，往往是一种虚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我们为因缘而来，对一个作家，所有的作品都应该是可遇不可求，都应该是随遇而思、随缘而写。我尊重所有作家的追求和个性化的表现，这都是我们和文学的缘分。我们因为缘分而千差万别，其实没有多少道理可讲。
傅小平：悬疑题材的小说特别讲究故事推进的速度，要形象一点讲，该是情节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同时文字能如水一般的顺畅自然。在小说中，香波王子在疲于奔命的旅途中讲述仓央嘉措的故事，这意味着作者需要对故事讲述的氛围和背景有一层层的铺垫，其间的承接、流转维系着小说的元气通畅。就我的阅读感受看，仓央嘉措的故事部分，对于小说的进程有一定的阻隔，尽管这种阻隔客观上也让阅读产生了顿挫的效果。
杨志军：仓央嘉措的故事往往是由伏藏密码引出来的，香波王子如果不讲出来，秘密无法破解，发掘伏藏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发掘的逻辑上应该是这样的：仓央嘉措伏藏了“伏藏”——他的情歌是密码，他的故事是发掘动力——香波王子奔波的动力和仓央嘉措遗言现世的动力。只有不断的“阻隔”和“顿挫”，才会引出后面的奔泻。说真的，我开始也在“阻隔”和“顿挫”面前疑惑，但当我意识到那是仓央嘉措故事的“阻隔”和“顿挫”，是整部小说的眼目时，我的疑惑没有了。就应该这样，读者读第一遍时，完全可以跳过去，直奔香波王子发掘伏藏的结果，知道了结果再读一遍，收获就不仅仅是故事的结局，一定是文化和精神的，一定是让人有所升华的。好小说应该是那种值得读两遍以上的小说。我希望我写的是好小说，是值得放在书架上的图书。
从约定俗成的观点看，通俗和严肃是有文野之分的，所以许多严肃作家对“通俗”避之唯恐不及。所以我曾说，《藏獒》让我欣慰的并不是它的畅销，而是畅销了以后它仍然是严肃作品。《伏藏》也一样，我希望它是一部模糊了严肃和通俗界限的作品。我并没有转向，我仍然在严肃地写作。《伏藏》是用严肃的姿态写通俗，用通俗的方式写严肃。真正的通俗作家有一特点，就是不断重复自己。我是不会重复的，《伏藏》就此一部，整个构思已经完成，不会再延续下去。仓央嘉措，香波王子，我所深爱的情歌，在我这里，已经结束了。
信仰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只是机缘到没到的问题
傅小平：仓央嘉措是藏传佛教史上最富争议的一个传奇人物。在你的笔下，他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革新人物。从我们惯常的理解看，宗教革新关乎对教义的重新阐释，关乎从自我到大我或无我的心灵救赎，诸如此类。仓央嘉措的故事，更多关乎打破宗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的主题。我感兴趣的是，他这种即使在民间也时有发生的爱情故事，怎样与宗教的革新关联在一起？他又怎样从一个宗教的“叛逆者”，最终成了为藏族人敬仰的英雄人物？
杨志军：人类拥有信仰是为了更放松、更自由、更如意地生活，而不是拿绳子绑缚自己，或者套上紧箍咒，如履薄冰，战战兢兢。所有的清规戒律都可以不要，我们只要爱与和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仓央嘉措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只爱不恨。这就是仓央嘉措的启示。我把它概括为西藏精神或仓央嘉措精神。抽象地说，它就是终极目标和世俗生活的统一、现实姿态与理想境界的统一、崇高与平凡的统一、人性和佛性的统一、深厚宽广的爱情和舍命追求的统一，更是信仰追求和道德标准的统一。
《藏獒》中我提出了“藏獒精神”，《伏藏》中我又致力于表现“西藏精神”，我就是想建树一种我们非常需要而又十分缺乏的精神价值。仓央嘉措从来没有叛教，他始终都在身体力行地履行一个活佛的义务。只不过方式不一样。别人是摸顶祝福，他是情歌祝福。还有，仓央嘉措出身于可以在家、可以婚娶的宁玛派，有着把世俗的情爱和信仰之爱交融起来的天然素质。他做得自然而然，而我们却以为那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目标。
傅小平：小说中，贯穿整个故事的仓央嘉措的情歌，似乎有一种坚不可摧的魔力，作为阐释者的香波王子，正是借助情歌俘获了众多美貌女子的芳心，于是就有了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爱纠葛。换言之，情歌在仓央嘉措的创作中有着相当的神圣性，到了香波王子那里，却似乎成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