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旅游爱好者去西藏朝拜的热度也一直不减。前阵围绕信仰的真伪之辩，道士李一辟缙云山清修的事件就闹得沸沸扬扬。这乍一看是大好事，人们至少对信仰的构建投注了自己的热情，但细想下，所谓的信仰，又似乎只是有钱有闲人士的特权。作为一个信仰的身体力行和忠实追随者，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志军：你说的都不是我理解的信仰，你说的是宗教，是急功近利的临时抱佛脚。有钱有闲人士的烧香磕头，和信仰从来不沾边。在我看来，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宗教和信仰要分开讲，宗教归宗教，信仰归信仰。不是说皈依了宗教就等于有了信仰，信仰并不等同于宗教。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信仰首先关注的是人类精神的纯洁与高尚，是虔诚的自我奉献，而不是可耻的损人利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清贫、节制、利他、救度、和谐，等等，而不是相反。
我们这个时代并不缺少宗教，而缺少真正的信仰。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大众化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一种博爱、泛爱、兼爱的信仰。所以，我的主人公掘藏大师香波王子是个世俗的人，而非高僧大德；修炼“七度母之门”的古茹秋泽喇嘛甘愿放弃布达拉宫峰座大活佛的职位，去做一个改变家乡面貌的乡长；仓央嘉措最终由教主领袖变成了平民百姓，由宗教进入世俗，由佛性回归人性。信仰因此而更加纯粹、更加赤诚美好地凸显了出来。
傅小平：就信仰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追问下去。或许因为信仰的难以界定和缺乏可操作性，它同时也容易被滥用。比如，我们有过社会主义信仰，这种信仰有段时间却成了盲从，最终导致了“文革”这样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正是冲破这种信仰，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人性得到了解放。然而，失却了信仰，我们却感到如此的茫然。
于是，我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国学热”应运而生，曾经失落的儒释道的文化理想，似乎又从国学大师们活灵活现的宣讲中复活了起来。细一看，“国学热”热了那么些年，其实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素质，倒更像是成了一种时尚的争逐。其实，这也用不着奇怪，试问在我国，信仰即便是在我们从物质困境中解脱出来后，又何曾从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中被剥离出来过？
当然，你说的信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信仰，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但以我看，信仰是否真是一件值得大力倡扬的事，也是值得警惕的。因为，信仰更关乎个体生命的完善，却不具有对他人的约束力。而群体性的信仰，可能使社会趋于完善，也可能导致恶果。对此，你是怎么考虑的？对于如何重建我们社会的信仰，你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杨志军：首先国学不是信仰，因为它先天缺少主宰灵魂的力量。国学因其古老而日益变成了一种学问和知识，而不是改变国民素质的法宝。是期待出了问题，不是国学出了问题。信仰要解救的首先是人的心灵，而不是物质困境。实用和功利并没有错，错就错在很多人把它当成了唯一追求和最高目标。
任何脱离人性、扭曲人性的信仰都不是真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人性呢？人性不是人的吃喝拉撒睡，所谓“食色性也”，是指人的动物本性。人性是人的道德性和社会性的综合体现。我们说“这个人坏得没有人性”，就是指他丧失了道德性和社会性。道德性好理解，社会性就是人和人、人和环境的理想关系。真正的信仰，不仅在乎个体生命的完善，更在乎一种平等、利他、尊重、包容、爱人的良好风尚。这不是我的发明，是包孕在西藏文化和历史中的不朽的精神价值观。
许多西藏人都能把日常生活和理想追求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你若问一个磕着等身长头、千里迢迢去拉萨朝拜的普通牧民：为什么要这样？他会告诉你：为了所有人的幸福。当他为全人类祈求幸福的时候，他自己也得到了幸福，那就是一种自足宁静的心境和一个好的来世。很多人一生都很干净，从心灵到举动：不贪、不恨、不起恶念，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道德水准浸透在骨血里，自然而然地助人利他。这就是一种精神，精神来源于信仰。正是西藏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地表达信仰的冲动，让我看到了实现信仰的可能和意义。
傅小平：在谈到为何写这本书时，你说你想通过《伏藏》来填补我们时代的精神空缺。你也说过，现在社会缺什么，就得补什么。这一方面凸显了你写作的救世情怀和使命意识。但也容易给人留下急于事功的印象，会让人认为这是你的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心灵使然。有人就把《藏獒》的走红，归结为迎合了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价值。当然，如果抛开这样的成见不说，你的使命意识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也可能是悖谬的，比如你极力宣扬的藏獒精神，导致的却是藏獒成为一种富人的新宠。对于近于执拗的这么一种写作姿态，你自己是怎么理解的？
杨志军：藏獒成为富人的新宠，甚至失去原初存在的任何意义，说明真正的藏獒已经和新宠们区别开了。当我总结藏獒的特点，把它看成是一种精神符号时，就已经有了失去的悲哀。正是由于失去的悲哀，才让我那么激动地写了《藏獒三部曲》。契合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精神趋向和主流文化价值，是我的愿望，可惜完全没有契合。难道我在《藏獒》中描写的高贵典雅、沉稳威严的藏獒仪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藏獒风格，大义凛然、勇敢忠诚的藏獒精神，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存法则和精神趋向？要是那样，就太好了。可惜没有。正是因为空缺，所以才深深契合了读者的期待。为了建树道德信仰的媚俗，自然是一种伟大的媚俗，我倒是愿意扛在肩上的。至于是“写作策略”，还是“心灵使然”，我的新作《伏藏》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仅靠“写作策略”，只能越写越假。
傅小平：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民族。要这么说，如果身处其中的个体有信仰，多半也是后天的修炼，而非基因和家族的遗传。在多年的创作中，你始终不渝地坚守信仰之道。我想问的是，你有信仰吗？如果有，那信仰又在何种意义上成就了你的生活和创作？
杨志军：写作，生活，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爱和信仰的确与物质世界是冲突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物质日益丰富的副产品，我们的焦虑就是无法在物质和精神之间找到平衡的支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支点。物质在膨胀，人欲在膨胀，道德却在沦丧，信仰却在消失。这就是我写《伏藏》的理由。我说过，精神的冲突每天都在以最激烈的方式发生着，而我们却毫无察觉。蝇营狗苟的人际以强大的力量拖累着我们，迫使我们用最明亮的眼睛去侦察最浑浊的事态。无聊纠缠着，庸俗纠缠着，乏味纠缠着。我们死了，精神早已在冲突之前就死得一干二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行尸走肉，有多少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不敢数，一数就会把自己数进去。也许仅仅是为了当别人在清点行尸走肉时，不至于把我也算进去，我才想到了仓央嘉措，想到了“伏藏”。
傅小平：自《藏獒》走红以后，你一直深受媒体和图书市场关注。从一定程度上说，你是名利双收了。而你所倡导的爱和信仰，与物质世界多少是有冲突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很可能会面对类似晚年托尔斯泰所面对的难题。基于此，我想了解，你有着怎样的名利观？你对生活持何种态度？
杨志军：伟大的托尔斯泰应该是一切作家的榜样，但他在晚年陷入深深了自闭和忧郁，他其实非常绝望，他的离家出走和客死车站就是证明。我有时想，托尔斯泰挽救了数代人的灵魂，却没有能力挽救自己。他陷入信仰、家庭、妻子、庄园等精神和物质的冲突之中，痛苦地走完了一生。他和仓央嘉措的精神一脉相传，都是挚爱、博爱、大爱，为此有了我们早已忘却的“托尔斯泰主义”，有了我们赞唱不已的仓央嘉措情歌。
但他们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恩爱、崇敬、向往、感动，却又让我们忧惧和害怕；他们是悲壮的，我们是悲怯的。写作有时候是寄托，有时候是逃避，有时候是谋杀自己。拯救的是别人，戕害的是自己。得之我幸，失之我命，随遇而安，随遇而喜。我常常处在虚无和幻灭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启迪人的生活态度，能让自己平凡、平淡、平静地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傅小平：最后，来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你在青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常年定居青岛。有意思的是，两个地方起头都是一个“青”字，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跟着的“海”和“岛”似乎也有种内在的对应关系，用佛家的话说，这也算得一种因缘。然而，这份因缘，也有几分特别。你现在生活在青岛，青岛的生活经历却始终没有进入你的写作视野。而你远离了青海，笔触所及，却全是青海时期的生活记忆。这是为何？如果说，这两个地方是你生活和创作经历的两个重要关节点，不妨由从青海到青岛这样一种生活的变迁引发开去，谈谈你所走过的心路历程。
杨志军：我对都市有一种天然的排拒。生活在青海西宁时，我就很少感觉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乡村和草原、大山和大漠，似乎都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我的理性告诉我必须生活在城市，但感觉却常常放浪不羁地跑向远处的寂寞和荒凉。可是，一个人的一生怎么能不经历都市呢？当外面的喧嚣朝我频频招手时，我便从青海来到了青岛，十几年一晃过去了。我发现我仍然感觉不到都市气息的存在，不是它不存在，是我感觉不到。我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