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的武器。我们越来越远地背离了生活，也就背离了作家这个称号。
我这样说首先是说我自己，我在指责自己的时候，无意中也捎带了那些我素来钦佩的师长前辈、同道方家，这让我惴惴不安。但有一个真理我们大家都应该明白：一个作家只有不断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才能不断丰富自己、强调自己。我们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资格固步自封、得意忘形。
遗憾的是，我们最最缺少的，就是自省精神，就是自救意识。
我坚信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作品。一个灵魂卑污的人永远写不出品位高尚的作品来，假仁假义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虚伪的美酒、庸俗不堪的美酒、腐败堕落的美酒，我们到底喝了几壶？
我们常常把写人性挂在嘴上，搞了半天，原来我们把吃喝拉撒、满足七情六欲当成了人性，其实这不是人性而是动物性。人性指的是作为有道德的社会人的基本属性，指责某人“没有人性”，就是说他没有道德性。忽视了伪道德的批判和真道德的建树，我们的文学也就是“人学”，便成了“行尸走肉学”。
一个德国人说，德国每一个作家都代表着“德国”，代表着“德国精神”。可是我们呢？精神残缺、思想空洞、道德低下、感情苍白，哪一个能代表中国？能有我们期待的“中国精神”呢？什么是中国精神？知道吗？我问过几个作家，他们瞠目结舌，坦然告之：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都在谈诺贝尔文学奖，殊不知任何文学奖都不能把一个低劣的作家创造成一个好作家、大作家；缺少了对社会良知和人类理想的建树，时间的淘汰并不在乎它获得了什么奖。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怎么做一个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人，写出诚实、善良、勇敢、忠于生活、富有精神气质的作品，才是作家们应该谈论的话题。
我们中很多有才华的作家，写着写着就改行干别的去了，把九鼎大吕的才情令人惋惜地浪费在了灯红酒绿之中、蝇营狗苟之上。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撑，没有理想的提升，没有道德精神的再造和鼓励，更没有明晰真理和创造真理时的陶醉，甚至都没有同情弱小、怜悯苦难的感情驱动。
时至今日，我们为什么写作，仍然是一个无法面对的问题。中国作家和世界优秀作家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家为理想、为真理、为信仰而写作，而我们基本都是为名气、为利益、为地位而写作。其结果是：名气越大，精神越低下，精神随着名气锐减，堕落随着名气递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产生不了大作家的根本原因。
为名气写作的我们，名气有了之后就一落千丈；为地位和利益写作的我们，地位和利益得到之后，就会随着利益进入暮年，而不管他的年龄有多大——老掉牙的“60后”、“70后”、“80后”不是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吗？无信仰、无思想、无道德、无感情的四无状态，严重妨碍了才气的发挥，抵消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表达的欲望和感动的力量。我们的精神气质走向衰败，文学的力量也就微乎其微。而迷惘的民众却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作家们奉献的，并不只是文字和故事。
尽管苦苦等待了许久的民众还必须苦苦等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作家泛滥的年代。作家泛滥了，好作品却越来越少了。我们制造了无数美丽而有害的泡沫，就在这种有害泡沫的包围中，有人期待着太阳在冉冉升起的刹那照亮我们昏暗的心。是的，我还是不甘心地期待着，期待好作品的出现，期待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出现，期待人类的精神导师引领我们攀援上升，向着高高的彼岸，向着悬在天国门口的彼岸。
诚然作家不是救世主，但也不是毁人的鬼、坏世的魔，所以还是要说一点佛。佛法就是思想之法，斗法就是比拼德行，藏传佛教菩萨道里使人彻悟的基本四法便是德施、善语、美行、无私，哪一项都关乎我们凡俗人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精神残缺、思想空洞的我们，难道连信仰真善美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创作就是展示思想和德行，思想和德行的高低好坏就是作品的高低好坏。
——是时候了，我们的自我鞭醒和自我救赎。如若不然，精神将淘汰我们，民众和社会将淘汰我们，现实和历史将淘汰我们，人类文明将淘汰我们。我们将万劫不复，成为尘埃之下粪土不如的一堆骷髅。
第十九章 信仰的追求与心灵的挣扎（3）
在两极之间挣扎
公元2005年是藏历木鸡年，木鸡年的正月初一和汉族农历乙酉年的正月初一恰好是同一天，这样的重合并不多见，而重合之年对我来说有着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德吉才让喇嘛约定的日子悄然来临了。半年前德吉才让就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汉历年和我们藏历年重年的这一天是最最好的日子，是汉神和藏神聚会喝酒共同欢娱的时候。这一天你来我们塔尔寺，我给你点灯。”
于是我欣然前往。大年初一的塔尔寺不收门票，所有的殿堂门口僧宝隐退，佛宝出世，幽静得就像最古老的历史。德吉才让喇嘛念着经替我在宗喀巴的法座前点了两盏灯，我们献了酥油和哈达，在静默中享受了一会儿佛境的深寂与超然，然后就去踢足球。塔尔寺寺门内的广场上，早就开始了一场不拘人数的喇嘛足球赛，我立刻加入其中，和几十个红袈裟的喇嘛纠缠在一起，正所谓“其乐也融融”。晚上，素宴之后，我们住在了德吉才让的僧舍里。聊到夜深人静，我仍然没有睡意，便打开电脑修改《敲响人头鼓》。金刚铃的声音随风入耳，值夜的喇嘛把经念成了神秘的悄悄话。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责任编辑周昌义是对的。他说：“庄严的宗教气氛和作者的调侃是不协调的，寻鼓人自称‘七匹狼’的描写应该淡化。”我立刻决定把调侃全部删去，把“七匹狼”全部删去。虽然不怎么幽默了，却少了许多“眼障”和“落差”。美就是和谐，虽然喇嘛是吃肉的，但正儿八经的素宴上，最好还是不要有荤菜。一个作家毕生要做的，大概就是把永远的不和谐变成短暂的和谐，把真实的不和谐变成虚幻的和谐。
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这个人最不擅长的就是创造和谐，最擅长的就是在不和谐的两极中挣扎。过去我习惯于在抒情与叙事之间挣扎，现在我又习惯于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挣扎，在表达与掩饰之间挣扎，在世俗与宗教之间挣扎。我是挣扎一次完成一部作品，所以我永远不能耐着性子花几年或者十几年时间去酝酿琢磨一部作品，因为挣扎是一个急于解脱的过程，我怎么可能让一根绳子捆绑我那么久呢？解脱了一根绳子，再去寻找另一根绳子，在自我绑缚和自我解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与快乐，这大概就是我了。文学是戴着镣铐跳舞，所有的作家都一样。不同的是，别人一生只需要一种镣铐，而我是希望一年换一种，这一种镣铐舞还没跳好，就又去跳别一种镣铐舞了。好处在于我的经历和体验比别人丰富一些，不好之处在于也许所有的舞蹈我都跳不精道。“十年磨一剑”是我对自己的勉励，但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往往做不到什么才会标榜什么。比如，最清醒的人通常要把“难得糊涂”作为座右铭，最不能忍的人通常要把一个大大的“忍”字挂在家中最显眼的地方。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的人，常常忍不住扪心问自己：“铁棒自有铁棒的用处，为什么非要磨成剑呢？”一直关心着我的《当代》编辑希望我一把又一把地拿出寒光闪闪的宝剑来，可我总是辜负他们，拿出来的仍然是粗铁。好在作家不似官员、演员和运动员，年龄对他们的限制不是太严格，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说：“我这才开始呢。”是的，我这才开始。梦是大家都可以做的，一根粗铁梦想成为宝剑，这本身就是一个饱含激情的过程，是一次幸福快乐的旅行，而不是结果。还是食指说得好：“相信未来。”“相信未来”的重点在于“相信”，而不在于“未来”。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也没有必要知道。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就是那些知道的太多的人。我一无所知，所以我是幸运的。
《敲响人头鼓》便是一次幸运的寻访。我们借用人头鼓填补了我们的无知，却暴露了我们更大的无知。说得形而上一点：这是一部横穿青藏高原的书，横穿是为了抵达，抵达彼岸。可是我们抵达了吗？我们的追问是这样的：深藏不露的人文源头在哪里？表达未来的神语真言在哪里？灵异巫统的血脉、藏地文化的骨髓、古老宗教的密码在哪里？今天的人文平台是否能够开演昨天的戏剧？当辽阔的原野和壮丽的雪山成为人文机密的避世空间时，我们的全部精神就是去聆听已在万山丛中被隐隐敲响了的人头鼓。
人头鼓正在敲响的雅鲁藏布江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喜马拉雅山托起的天空上，那原始云朵背衬着的已不再是无边的混沌而是文明的湛蓝了。而对苦苦寻访人头鼓的我们来说，这是一次生命历险和激情出走，是一次肉体漂泊和灵魂放逐，在文化上是寻根，在精神上是寻梦。——流浪没有尽头，而回家的路就在身后。
至于《敲响人头鼓》的写作过程，就不想再啰唆什么了，因为作品本身就足以说明一切。唯一想说的是，文中那九首用楷体和诗歌的形式排出来的歌词，其实不是唱出来的，而是吟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们还没有被作曲家谱成歌曲。我希望在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它们能够成为真正的而不是虚拟的歌曲，进入我们的音乐世界。
五种作家的五种境界
在我看来，古今中外的作家有五种分类，即名作家、作家、大作家、大师、精神导师。五种分类产生了五种境界、五种精神现象，其表述如下：
精神导师——救世姿态、信仰写作、舍己之心、无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