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源泉》一书与萨特的《苍蝇》同一年出版。这两本貌似南辕北辙的书，在我看来，表达的东西惊人相似：都是在说不要让某种集体的意志或者情感蒙蔽自我，你比你所想象的更自由。两人的不同在于，萨特一生都在试图揉合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果只是让马克思变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而存在主义也不再是存在主义，而兰德却逆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潮而动，直接了当地将她的文学和哲学观念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歌颂。这从她后来出版的几本书名也可以看出：自私的德行》、《资本主义：不为人知的理想》、《新左派：反工业的革命》。这大约也是为什么兰德在经济学家当中比在文学界更有影响力——事实上大多文学评论家对兰德恨之入骨，其作品之所以50年长盛不衰完全靠的是普通读者的“口碑”而已。经济学家米塞斯却曾在阅读兰德的作品后，热情洋溢地给她写信说：“你的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对‘道德食人’的无情揭露”。左翼们对她的痛恨也因此情有可原了。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兰德却说，人是把“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给揉成一团，再扔到垃圾桶里去的骄傲而已。
词语洁癖
最早发现自己有词语洁癖，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听朋友说起“美金”这个词的时候。
“我这个表，是在友谊商店买的，500美金。”他说。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时，我的皮肤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不就是美元吗？为什么要说“美金”呢？难道一个国家有钱点，连个货币名称也要拽一点么？
其实不是愤恨，而是难为情，为这个词里包含的，穷国对富国的、穷人对富人的谄媚之意。
还有“高尚住宅”这个词。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的时候，我心里骂：还有“卑鄙住宅”不成？
以前有个时尚杂志记者迫切地追问洪晃：请问，你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洪晃毕竟是洪晃：“什么上流社会，我属于下流社会！”看来有钱人其实也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愚不可及。
还有一些词，它们本身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用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郭德纲”，比如“西藏旅游”。
哦，对了，还请不要跟我提起“乔姆斯基”。我真的讨厌他，更讨厌精神上的狐假虎威。跟“乔姆斯基”一个系列的词汇，还有“现代性”、“权力装置”、“范式”、“新左派”……谁要拿这些来跟我吹牛，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小子学什么不好，学那些干嘛！
红唇 （暂缺）
我是我所住的这个宿舍楼的Resident Advisor。这个职位，说好听点，叫楼长，说难听点，就是居委会大妈。我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我们这栋楼需要一个 Resident Advisor――我们有superintendent，也有security guard，还有清洁工。这么多管理人员，显然架空了我这个楼长，于是我几乎是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做各种“思想工作”。
我的工作一般是这样展开的：某个学生或者清洁工找上门来，痛诉他们宿舍有什么什么问题，让我出兵干预一下，然后我召集大家开会，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做人的道理。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包括：厨房太脏了；有人偷冰箱的东西；有人太吵了；有人回来太晚；客厅里堆满了东西，等等等等。就在上个星期，两个10楼的女孩来找我，拽我上去目睹“犯罪”现场。我说有什么问题你直接跟我说不行吗，她们说不不不，你一定要一睹为快。我以为什么振奋人心的风景呢，结果我到了10楼，发现她们让我欣赏的，是马桶里一大砣屎。那砣屎玲珑有致、仪态万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的确很具有观赏性。可是她们远远地站在一边，脸上写满了振奋、惊恐、恶心、害怕，仿佛马桶里是一只会咬人的野兽，我只好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豪迈地把屎冲了下去。
这就是我的工作。除了“为人民服务”，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词。
在过去这三年里，我象一个政治辅导员那样，在我们这栋楼上下奔波，四处走访，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其间，我成功化解了一个尼泊尔人和一个印度人的纠纷：据说那个尼泊尔人老是回家太晚，而那个印度人就用半夜起来大声朗诵课本来抗议；我还调解了一个台湾女孩和一个日本女孩的矛盾：那个台湾女孩老喜欢开着窗户，而那个日本女孩就用把她的内裤扔到窗台上抗议；还有一次，我成功制止了一个噪音问题，据说一个似乎是菲律宾也可能是柬埔寨的女孩，信仰一种奇怪的宗教，每天在房间里大声地祷告，以至于她的邻居告上门来……总之，此类先进事迹，不胜枚举。我一边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一边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具有民族特色的变态方式，可以说一举两得，获益匪浅。
但是，我面临的最严重考验，也就是我迄今没有克服的困难，是我自己的宿舍。确切地说，是我宿舍的厨房问题。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宿舍的格局。这是一个十人共享的宿舍，男女混住，每人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客厅、厨房、卫生间共享。别误解，卫生间有男女两个。一般来说，一个厨房的干净程度，是和这个宿舍里中国人的数量成反比的，原因很简单：中国人爱做饭。而且做起饭来，绝不象老外包一个sandwich那么简单，而是声势浩大，每一场饭做下来，厨房里象发生过一场战争一样“横尸遍野”：灶台上全是油腻，地上全是青菜叶子，水池子里全是饭粒，柜台上全是没洗的碗筷。
我们宿舍的厨房很不幸，十个人里面有六个中国人。其中又有四个中国男生（最近刚搬走一个）。我原以为男生多的话，厨房应该清静一些，毕竟，男生有几个爱做饭的呀。但是，事实证明，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有激情，一个比一个声势浩大，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相比之下，倒是我们两个女生，一个星期也就做那么一两次饭，可以说有愧于祖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
仿佛还嫌形势不够严峻似的，新搬来一个阿联酋的阶级兄弟，竟然也是个做饭爱好者。甚至连一个住在走廊尽头的美国女孩，一反美国人从来不动油锅做饭的常态，竟然也时不时地西里哗啦地炒青椒鸡丁（顺便说一句，她好像只会做这个菜，再倒到pasta里面）。于是，我们可怜的厨房，象是八国联军手下的中国，每天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硝烟弥漫、横尸遍野。
虽然横尸遍野，但是按理说，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问题。解决方法很简单：打扫啊。虽然我们这栋楼有清洁工，但是清洁工只是一个星期来打扫一次，根本无法对付我们厨房狂放不羁的做饭形势，所以每天的基本维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的housing contract里，也明文规定了cooking以后要自己打扫，“法理”上来讲，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打扫本来也挺简单，就是每天做完饭以后，擦一擦灶台，切菜用的柜台，洗洗锅碗瓢盆，把sink里的东西捞干净，仅此而已了。
但是，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目标，却始终无法实现。现在我带你去参观一下我的厨房，你就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因为有了“社会”，也就是有了两个以上的人，变得如何复杂险峻起来。走进我们的厨房，首先映入你眼帘的是灶台，灶台上铺着一层深黄色的混合着油腻、菜汤、肉汁、饭粒、及其它不明物的物质，看了之后，保证你本来想吃4两饭的会只能吃下2两，能吃下2两的，就不能再吃下了，如果本来就吃不下饭的，肯定还能吐出来点。对了，请你注意那个最大的burner，看见没？底下的圆形盘底里面，物质非常丰盛，有五天前的稀饭，有三天前的菜汁，昨天的肉丁，和今天的饺子汤。它们浑然一体地凝结在园盘上面，形成一层不黄不绿不三不四的“锅巴”，也是一种很开胃的风景。然后，转身，你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柜台，柜台的雪白，与躺在上面的几棵葱片的绿色、切肉板上流下的血水的红色、及其来路不明的肉汤的黄色，可以说相映成趣。对了，虽然我们这个楼规定公共空间上不应当放私人物品，但是柜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3、4个电饭煲，想要在葱片、血水、肉汤和电饭煲之间找到一个放切菜板的位置，也需要一些统筹规划的智慧。顺便提一下，在这些电饭煲当中有一个电饭煲，长达两年之久，外面挂着两道长长的鼻涕状物质，能够每天欢快地吃下里面煮出来的饭的人，可见其胃口之好。其它的，水池子、垃圾篓、地面等等情况，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可以顺着我描述的情形继续想象，总之，我们这个六平米左右的厨房，可以说是一个胃口的地狱，小强的天堂。事实上，我们这个宿舍里，小强的队伍也的确稳步发展，很有点要从连级单位扩展到师级单位的架势，与同样在迅猛发展的老鼠兵团瓜分地盘。
这种局势的形成，有一个慢慢恶化的过程。我一共在这个公寓住了5年，前三年，可以说是基本和平期。那时虽然也有过不少中国人出入做饭，但是大家都遵纪守法，和平共处。期间只有一个印度女孩捣乱，但她也只住了一年就搬走了。后面一年半，由于几个老室友的搬走，两个酷爱做饭的中国男生A和B的加盟，厨房的形势急转直下，可以说是厨房下滑期。最后这半年，由于又有两个中国男生C和D和那个阿拉伯兄弟E的加入，厨房的形势一落千丈，进入谷底。我和厨友之间的持久战，就是两年前开始的。这个过程，这么说吧，重新书写了我对人性的认识，彻底改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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