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成立的政府。街头上出现了一些半通不通的标语，如“华北人民结束起来”，意思大概是要华北人民团结建设一个华北傀儡政权，想必都是日本浪人、高丽棒子写的。我每天早晨站在门口等报纸，8月14日那天的头版大标题“上海战事昨晨爆发”，完全是旁观者的口吻——如果是中国人的口气，应作“日敌悍然进攻上海”。每天下午同学关崇焜都送我他前一天收听抄录的中央电台（南京）的新闻，如中国空军的英勇作战、日机追击英国大使许阁森座车之类的新闻。
蒋介石在庐山会议发表演说，决心抗日。当时日本毕竟比中国强，大家都知道要打的话就得下决心长期抗战，不可能在短期把它打败，所以从8月开始，北京就有很多人逐渐地南迁。上层人士、知识分子走的最多，农民离不开土地，他们的生活被束缚在土地上，除非真正炮火打过来的时候躲一下，否则农民一般不会走。工商界的一般也不走，因为只能在那个工厂或商店里工作，走不成。在汉奸的维持会统治下过了一个多月，到了9月初，我们家也走了。母亲是家庭妇女，对外界很多事情不甚了解，当时我已经十六岁，算是半个劳动力了，可以做一点事，就和姐姐一起带着母亲和妹妹回了老家。那时候北方打仗，铁路已经不通了，主要的两条铁路，一条是今天的京广线，那时叫平汉路，从北平到汉口，但战争已经打到保定附近，所以这条路断了。还有一条路叫津浦路，到南京浦口，就是今天的京沪线，这条线也因为天津南面打仗中断了。我们只能先到天津，然后坐船到青岛——不能坐船到上海了，因为上海也打，再从青岛换火车到济南，再坐火车到徐州，最后转郑州到汉口，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走。
我们走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而且感觉非常奇怪。火车站一般人都很多，来来往往乱糟糟的，只有那天早上的感觉特别不一样，人还是很多，可是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好像一根针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整个火车站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死寂。这种感觉我经历过两次，另一次是在1933年春天，早晨天刚亮，一架日本飞机就开着机关枪在北京的上空盘旋，啪啪啪啪，非常之响，不知道它在打什么，可能是示威的性质。我待在家里不敢出门，等到飞机走了以后才去学校。学校里的气氛也是奇怪极了，一般上课前大家又说又笑，班里总是乱哄哄的，可是那天一进教室，全班同学都坐在座位上，老师也坐在那里，一点声音都没有，就好像都德《最后一课》里描写的那种要亡国的感觉。再如后来的肃反运动，大会宣布，今天要揪一个反革命分子，“限你五分钟站出来……”全场寂静极了，一点声音都没有。“好，还有三分钟。……两分钟。”谁也不知道要揪出去的是谁，那种感觉非常恐怖，比我们年轻一代的人不能想象了。所以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弥漫在火车站里的那种亡国的惨痛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寂静得近乎恐怖，好像空气都凝固了。
我们在天津上船不久，有人从无线电里听说天津被飞机轰炸了，有个人就问：“天津不是日本人占领了吗，那还炸什么？”有人回答说：“是中国飞机炸的，一共去了六架。”我们听了都非常兴奋。后来到青岛换火车，那时候坐车已经非常困难了，等于逃难一样，人很多，而且运输也不正常了。因为要保证军用优先，所以民用的火车没有正点，只能在车站上等，不查票，也不用买票，车来了就往上拥。火车一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非常之慢，没有座位，挤个地方能窝下来就行。路上有一次碰上日本飞机的空袭，来了四架，火车停下来，我们都跑到田地里起来。当地驻防的国民党军队有高射机关枪，就朝天上瞄准了猛打。一架被打中了，冒着黑烟往下坠，大家欢呼起来。一个兵士在飞机向下扫射的时候中了弹，大家都捐钱给他，热情很高，军队也帮助我们搬行李，都是义务的。《毛泽东选集》里有一段说：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为之一扫而空。抗战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大公报》的一篇社论《勉中华男儿》，号召大家抵抗侵略，给我们青年人很大的鼓舞。
一路上遇到许多熟人，比如教我们数学的闵嗣鹤老师，那是有名的数学家了，陈景润是他的学生。闵先生一毕业就教我们，应当比我们大六岁。在天津上船时，我看见他和他两个妹妹也在船上，从青岛坐火车又是同路。北大、清华和南开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我姐姐就在临时大学读书，我也时常去那里玩，又看见闵先生了，才知道他在临时大学数学系做了助教。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又做了华罗庚先生的助教。路上还遇见许多姐姐的同学。当时北京学生离开的时候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参战的，一种回老家，一种继续上学。而且那时候北平师大、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几所学校迁到西安，组成了西安临时大学，所以有些革命的学生口头上说是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实际上就是从西安转到延安参加革命了。
到了汉口，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所以要坐船过江到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回岳阳。我们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也算是休整，记得一个姨看见我说：“你怎么瘦了这么多？”我脸原来很圆，路上走了一个多月，不得休息不得吃，非常辛苦，所以瘦了许多。
湖南印象
我对老家有很深的印象，总体感觉还是太落后了。湖南有四条水，湘、资、沅、澧，最后都注入洞庭湖，再从洞庭湖的湖口注入长江。我的老家岳阳就在长江湖口那个地方，按说交通枢纽应当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实际上却非常小。30年代初，电灯只有在商业街才有，普通家里还是点煤油灯。只有石板路，没有柏油路，没有看见过小汽车，大卡车也没有。还有各种很落后的风俗习惯，比如寡妇改嫁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我回老家听大人们谈天，说起某某家的寡妇改嫁了，觉得那是最丢脸的事情。而且寡妇改嫁，财产都得留下，不能带走。
还有一种风俗，如果人有了病，就请个法师来捉妖，披头散发，手里拿着宝剑，一边敲一边耍，嘴里念念有词。我记得有这么几句，法师对着那个“鬼”说：“太上感应篇，说得甚分明。若不遵吾令，斩首不容情。”当时我挺纳闷，鬼的脑袋还怎么斩？已经是死了的，你还斩它的脑袋？那不还是鬼吗？接下去是祷告，扔卦签，一看是阳卦或者阴卦就继续再扔，直到扔出胜卦（一阴一阳）为止。我有一次生病也是这样，母亲按照当地的习惯请了法师，折腾了好一阵，然后两个人抬着一座菩萨，像抬轿子一样，前边有人打锣，后边四五个人跟着在街上转。前边的人喊：“某某某，回来没有？”后边的人答应着：“回来啦！——”这是在叫魂，以为你的魂被吸走了，得把它叫回来。北京的迷信活动好像少一些，可是在我们家乡巫术非常普遍，不过我想这有一个传统，古代经典著作《楚辞》里就有许多神鬼、招魂之类，到了近代南方依然盛行。
后来我到长沙也是这样。很多街上挂的牌子都写着“排教某某”，我不清楚为什么叫“排教”。湘、资、沅、澧四条水上游都是森林，有一种行业是把森林砍了在水里编成排，人站在木排上顺着水漂流下去，漂流到洞庭湖、汉口，甚至还到下边的九江、芜湖，然后把木材卖掉。我疑心“排教”和这有关。因为驾排的人都得有很高的技术，所以大家就认为他们有法术，大概可以管治病。比如挂个牌子“排教张寓”，或者“师教李寓”，“师教”是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你要捉妖就可以找他。
当时的中国社会还是非常落后的，这使人回想到19、20世纪之交的那批启蒙者强调“开民智”，似乎也有其道理，你能要求一批愚昧的人民真能的当家作主吗？
我在家乡住了一个多月，父亲带我去了长沙。从岳阳到长沙大概一百多公里的路，坐火车不过两个多小时，我们本来也是要坐火车的，可是那时候的车完全乱套了，车来了又挤不上去，所以两三天都没走成。父亲说：“我们坐船去吧。”我父亲是本地人，认得本地“红船局”的管事——“红船”是救生船，专门营救失事船只，它用很多的大石头压舱，所以那种船特别笨重，特别稳，可是走得非常慢。父亲借了一条船，船上有四个水手，我们就沿着湘江往上游去了长沙。
逆水行舟总要慢一些，而且那几天风也不顺，本来坐火车只需要两个小时，结果我们走了五天。正值深秋，我们坐着古代式的帆船，每天天一亮就开船，天黑了就停下来，一路的景色美极了，令人销魂，我一生都没有享受过几次。此外还有一些印象极深的，比如当时北方妇女的解放在某些方面不如南方，一般只做家务，不参加生产劳动，北京还算比较开通的地方，可是商店或者饭馆的服务员都是男的，偶尔有女服务员，还特别写上“有女招待”，多少有点相当于现在“三陪”的那种色彩。可是南方的妇女和男人一样从事生产，而且女服务员很多，是很平常的事，给我的感受颇为新鲜。
我们一路走，不但景色是最美的，毕生难忘，而且还让我联想到另一个问题，一个有点哲学或者历史学意味的问题：怎么样就算是进步？要说坐火车的话，我们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是坐船坐了五天，从这个角度讲，必须承认火车的优越性。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坐船不仅欣赏了景色的美，而且心情也极好，比坐火车美好得多，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这么慢慢地走。多年以后，我读到哲学家Santayana的自传，他是西班牙人，后来定居美国。19世纪的英美是先进国家，可是西班牙还非常落后，Santayana的自传上有一段写了他十六岁时从西班牙到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