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19世纪的英美是先进国家，可是西班牙还非常落后，Santayana的自传上有一段写了他十六岁时从西班牙到美国去的经历。他说要在西班牙旅行的话，一两个人不敢随便走的，至少也要凑上二三十人，年轻力壮的男子拿着枪在两边保护，老弱妇孺在中间。可是一到纽约，他的哥哥来码头接他，行李交给码头的工人，拿一个牌子就不用管了，Santayana觉得非常奇怪。在西班牙，行李得自己押着，给别人能放心么？他哥哥说：“没有问题，这是美国，不是西班牙。”美国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确先进，可是他觉得这次旅行缺少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非常之失望。在西班牙，一说要去旅行那兴奋极了，好像冒险一样，可是在美国，这种气氛一点都没有了，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再比如印度的甘地，甘地最反对近代社会工业化的生活，自己织布，保持传统的生活习惯。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也许是因为他古老的贵族情结，罗素对近代工业文明也是格格不入。
我在湘江上的时候刚好十六岁，当时我也想到：怎样才是生活的幸福或美满？如果单纯从物质上说，你比我快，或者比我安全，这就是你的幸福。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虽然我慢，可是我一路上的美好感受是你享受不到的，或者我的费事是你的那个省事所享受不到的，我虽然费事，可是精神上多兴奋呢，到你那儿就变成平淡无奇了。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恐怕不单纯是这样，百万富豪不也有跳楼的吗，所以他们也有烦恼，也有痛苦。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
几年以后我读到那些17、18世纪的法国人性学者（moraliste）的书，幸福论、爱情论，他们喜欢谈论这些题材，我也曾想：将来我也要写一本幸福论，也写一本爱情论。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当然一个人离不开物质，没钱饿死了，活不成的。大跃进的时候我们实行过一阵吃饭不要钱，结果把食堂吃垮了，所以吃饭还得要钱，没有钱行不通的。可是反过来，是不是钱越多就越幸福？好像并不是那样。毕竟人所愿望的是幸福，而不仅仅是物质或金钱的满足。
上学记·乙
1。中央大学附中
到了长沙以后还得继续上学，因为我是从北京去的，总觉着我们湖南的学校土气，虽然他们的国学根底很好，可是有关近现代方面的知识就闭塞一些，所以我不大想在长沙入学。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整个湖南中学水平是很高的，尤其古文非常之好。我们在北京上学的时候，用的是铅笔或者钢笔，携带方便、使用也方便，可是湖南的学生都用毛笔，连写英文都用毛笔，说起来也挺滑稽的。
湖南原是比较落后的内陆地区，一直到清朝中叶，经济、文化都不甚发达，文化上也相对落后，可是清朝中叶以后，湖南的地位忽然重要起来，而且人才辈出，包括从陶澍、曾国藩、左宗棠到黄兴、宋教仁，再到毛泽东、彭德怀、刘少奇。当时我没有能解释，几十年以后，历史所有个很熟的朋友，也是湖南人，他给出一个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太平天国以前，中国主要的南北交通线是走江西，下赣江、九江，从南京走大运河到北京，可是后来的太平天国战争使得这条路断了，陆路就得走湖南，所以湖南的经济跟着交通的发展繁荣起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打太平天国的主力是湘军，而主要战场在江南一带，那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湘军一去，不但掠得大量的财富，还把大量的图书、文物都弄到湖南，于是湖南一下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很多湖南人一下子变成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湖南的政治地位和以前不同了，文化也上去了。总地说来，文化总是跟着政治、经济走，一直到今天都是，比如20世纪初很多诺贝尔奖是英国人、德国人的，可是今天大多是美国人的了。抗日战争以前，湖南的中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但是只有一所湖南大学，所以湖南的中学生毕业以后，如果上大学的话，近的就到北边上武汉大学，所以武汉大学的湖南籍学生占第一位，湖北学生反倒是占第二位，不然就往南走，到广东上中山大学，那里广东学生占第一位，湖南学生占第二位，或者再远一些，到上海、南京、北京、天津这些大城市来上学。
年轻时我对这些不大了解，虽然也考了长沙高中，可是不愿意去上，恰巧南京的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有意把中央大学建成全国最大的大学，院系设置非常齐全，包括美术系、音乐系、体育系都有，附中的水平也相当不错，教师都是中央大学出身的。上海、南京被日本攻占以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附中迁到长沙，就在湖南大学的南面。我姐姐对我讲，中央大学附中在南方是非常好的学校，所以我就改上这个学校。解放以后，中央大学改成南京大学，工学院、医学院、师范学院都独立出来，附中跟着师范学院走，变成今天的南京师大附中，所以我上的两个中学是南北两个师大附中。
我们先在长沙读了一年，到了1938年秋天，日本人开始进攻武汉，中大附中又从长沙搬到贵阳。后来听说日本人还没打到武汉，中国人一把火自己先把长沙给烧了，那是学莫斯科的办法。拿破仑军队打来的时候，莫斯科一把大火把自己给烧了，结果拿破仑进来是一座空城，吃的、喝的全没有，在莫斯科待不下去又撤退了。所以中国就学莫斯科，坚壁清野，让敌人来了一无所获。其实这是万不得已才用的办法，国民党当局操之过急，日本人还没有来，先一把火把整个城烧了，使自己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
北洋时期学校里没有意识形态的统治，到了国民党时期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以南京为中心，主要包括江苏、浙江、安徽，还有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几个省份，其余的，如山西、两广，西北和西南地方军阀的势力大，有点半独立的性质，党化教育要少许多，而北京因为地位特殊，思想意识的控制力量也很小。中大附中是个不错的学校，可它是在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我一进去就感觉到南方学校的气氛和北方的自由化气氛的确不太一样。学校管理军事化，学生全部住校，早上起来军训教官带着跑步，然后是唱歌，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之类，然后喊口号，最后一个口号总是“蒋委员长万岁”。晚自习以后也是排队点名、唱歌、呼口号，然后熄灯睡觉，全部都是军事管理。可在北京不是这样，虽然也住校，也有军训，但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都没人管，吃饭的时候也不用排队，可是到了南方就管得非常严，对于我这种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很不习惯。
我们那时候有个训育主任，专门负责学生的政治和品德工作，大致相当于解放后的政治辅导员。有一次，我们的训育主任从重庆回来，说是见了罗校长（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罗也是我们的校长了，北京师大附中也是这样，师范大学校长就是我们的校长，然后附中里有个主任，相当于中学校长。训育主任给我们讲话，说：“我在重庆的时候见了罗校长，我请示了罗校长对中学的意见，罗校长说：‘我希望你们办成一个真正的三民主义的学校。’”……这话也许低年级的同学不懂，就不要问了，可是你们高年级的学生应该懂得我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怕学生左倾，怕学生搞民主、闹革命。还有一件事，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纪念周，上来就是背诵《总理遗嘱》，有点像文革的时候每天要背《再版前言》，一般都是校长带着背。有一次校长不在，训育主任就领着我们背，可是背着半截他忘词了，结结巴巴背不下去，结果弄得非常之尴尬。后来我听一个同学说，南京官场里的那些人每到星期一的早晨都先在家里把《总理遗嘱》背熟，怕到时候给忘了词。不过好在那篇文也不长，背起来也容易，你想我们从小学就开始背，一直背到中学毕业，早就滚瓜烂熟了，所以我现在都背得，一个字都不错。
不过总地说来，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很严格，同学之间还是很开放的。记得有个同学问我：“你是赞成左，还是赞成右？”我说：“我赞成左。”如果意识形态控制严格的话，我说这话就犯罪了。国民党有时候也抓人，可是很多事先通气就跑了。记得高二的时候有一次作文，我在里面写：“社会的进步也有它的规律，要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的五个阶段。”这是当时进步书刊介绍的新思想，我刚从上海生活书店的杂志里读到，而且对全世界都要走入社会主义这一点深信不疑，于是就写了这么一篇文。按理说，那时候标准的讲法应该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你把社会发展五阶段论里的东西搬出来当然是离经叛道，可是老师并没有驳斥，或者对我进行思想教育之类。一方面那时候的控制不是很严，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可实际上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也不是真正的三民主义，所以它对意识形态的东西并不真正感兴趣。不过我现在的理解，五种生产方式马克思确实提过，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必然规律，而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它是西方历史经历的事实，但并不是说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都必须经过这样五个阶段。我想马克思没这个意思，可到了斯大林就变成了客观规律。我举一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毛泽东自己说过，小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