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敢馑膊换崆科龋赡鞘焙虼蠹业男奶皇强谷站裙皇钦裰鳎馐谴蠖嗍说墓餐蛲孕矶嗳硕际且宀蝗荽堑厝プ觥�
10。物理系
物理系在理学院里人最多，每个年级有十几个学生，四个年级加起来总得七八十人，在当时算是很大的系了。全校一年级不分科，考六十分就pass（过关），可要想在二年级入系的话，至少得考七十分。比如进大学考的是数学系，你的物理成绩够了七十分，只要愿意，二年级就能上物理系。但我至今不知道如果每科都考六十分怎么办，那岂不是哪个系都进不了吗？老清华的物理系是对现代中国物理学贡献最多的一个系了，大师云集，出了一批才子，我想当年全国最顶级的物理学家里总有一多半是清华物理系出身。两弹一星的功臣一共二十三个人，有十四个都出自清华物理系，包括钱三强、邓稼先、朱光亚。42级那一班人比较少，大概只有七八个学生，可那一班出了五六个尖子。有三个人是整天在一起的，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当时在学生里是出了名的，整天高谈阔论，不但是物理系的一景，而且成了联大的一道景观。
物理系元老叶企孙先生，做过清华理学院院长兼中央研究院总干事（院长蔡元培），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资格最老，后来的一批著名物理学家大都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院系调整，叶企孙跟着并到了北大物理系，后来又调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那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下班路过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偶尔进去买东西，可好几次都碰见叶先生，看那样子挺悠闲的。我曾问一个物理系的同学，说：“我总看见叶先生在那儿逛商场，好像挺悠闲，他现在不搞研究了？”他说：“叶先生现在年纪大了，科学搞不了了，就搞点科学史。”叶先生文革的时候非常不幸，因为他的学生熊大缜。熊大缜是他抗战以前的得意门生，抗战时八路军在河北农村发展了很大的势力，但缺少现代的武器装备，叶先生就把他的这个心爱的学生送到解放区，帮助他们搞军工，被任命负责冀中军区的供给。可是解放以前就搞过几次运动，有一次把熊大缜也牵涉进去，1939年4月，除奸队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逮捕他，枪毙了。因为这件事，文革的时候关了叶先生很久，说他把特务介绍到解放区搞破坏，1975年才被解除隔离，不久就去世。
物理系几位元老后来的遭遇都很惨，叶企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饶毓泰。饶先生是北大物理系主任，联大的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吧，教光学，据说对学生非常严格，可是他的样子特别衰老，不但拄着拐杖，而且步履非常之蹒跚，一步一摇的。我没听说饶先生做过任何政治活动，可是文革时也把他关在牛棚里，结果他在牛棚上吊自杀了。一个八十岁的人，就算阎王不来请，也快自动去报到了，可是他却迫不及待地要先走一步，所以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十分难过。还有，清华气象系的教授赵九章，我做学生的时候他就教气象学，是这一领域的权威了，解放后是两弹一星的功臣，一辈子搞科学，没有做过政治活动。可他又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外甥，按照当时血统论的说法，“吴稚晖的外甥能是好人？”所以后来他也被斗，自杀了。由此我想起另一件事。有一个同学比我高一班，叫丁则民，他的哥哥丁则良是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讲师，后来清华的副教授，他们兄弟两个都是搞历史的。1957年丁则良被划为右派，在北大未名湖投湖自杀了。丁则民研究美国史，以前在北师大教书，后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美国研究所所长。有一次红卫兵抄他家，抄出一张叶群的照片，就问：“你为什么私藏首长的照片？！”丁则民交待说不是私藏，是她送给的。又问：“你们什么关系？！”答：“她是我外甥女。”文革的时候抄家风气蔓延，我就被抄过两次，可丁则民是林彪副统帅夫人的舅舅，好，一下就给他销灾免祸，变成了保护对象。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林彪出事，又把他给抓起来关了一阵。那时候荒唐的事情太多，太令人感慨了。一个人是革命或者反革命，这和他的外甥女有什么关系？赵九章一辈子没参加过政治活动，他的舅父跟他有什么关系？可见在这些地方我们国家的封建性之强。
联大有好几位老师都是当时顶尖级的物理学家，一个是吴有训，他接叶企孙的手做清华理学院院长，教近代物理。在美国留学时，他曾协助他的老师，世界级的权威Millikan（密立根）教授进行云雾室的实验，Millikan以此获得诺贝尔奖。有人说应该是Millikan－吴两人获奖，但吴先生很谦虚，说自己只是做了助手的工作（大概叫作WilsonChamber实验，我是外行，搞不清这些，只是听人传说）。一个是赵忠尧，他是中国研究原子科学最有成绩的一个。另外还有张文裕，他是从英国剑桥回来的，吴大猷，后来做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周培源教力学，饶毓泰教光学，吴大猷教电学，像杨振宁、李政道一辈的青年物理学家都是经他们培养的。我只上过清华霍秉权先生的物理课，霍先生后来院系调整中调到郑州大学，我想现在也不在了。
战火芬芳
1937－38这两年，全国确实有一种新气象，《毛泽东选集》里面也提到：自从抗战以来，全国有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概，过去的愁眉苦脸都一扫而空（见《新民主主义论》）。可是到了1939年以后，局面有了变动，类似抗战最开始那样的大仗不多了。第一，日本人的重点有所转移。那时候欧战已经开始，美国在物力方面大量支援盟国，所以日本要想称霸东亚的话，对手除了中国、苏联，还加了个英美。英美在亚洲的势力很大，不会坐视日本完全独霸中国，世界矛盾很尖锐，所以日本得留着力量北边对付苏联，南边对付对英美，不可能把所有的兵力都放在中国战场上。第二，中国地方太大了。日本从东北伪满洲国一直占领到华北、华东、华中、华南，每占一个地方总得分一部分军力来把守。比如占领北京，少说也得留个七八千人，如果只留三五百人，一旦有事，招架不过来的。一个北京就得留几千人，那么，以中国之大地，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得留多少人？恐怕没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日本一边前线打仗，一边还要占领那么多地方，它应付不过来的。
二战时，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德国在欧洲征服了十四个国家，对付挪威、丹麦、比利时这些小国如风扫残云，却惟独没有攻占瑞士，为什么？其实瑞士就在它旁边，又是个小国，要硬打的话无疑也能打得下来，可瑞士当时是400万人口，精兵20万，它的科技水平非常高，军备非常强，而且训练有素。瑞士虽然是中立国家，可是如果敌国入侵，瑞士一定会全力以付，这一点它表示得非常鲜明，所以希特勒也得考虑。德国当时有8000万人，如果按十分之一的比例来说，它的最大兵力是800万人。瑞士有精兵20万，那么德国大概就得出兵40万。希特勒这边打英国、打法国，那边还得打苏联，如果费那么大代价打一个瑞士，他得考虑到底值不值得。当年日本大概也是这么考虑的，它得衡量全局，所以总想对中国用政治手段来结束。比如它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南京是汪精卫的汉奸国民政府，有了这些傀儡政府日本就不必付出太大的代价。这是暴力政策的失败。中国自古就懂得，政治主要是靠人民的拥护，否则不能持久。日本侵略中国是几亿中国人都反对的，怎么能成功？
1938－39年以后，形势逐渐成为一种相持的状态，虽然也打，但时战时停，不像开始那一两年大打特打。国民党在抗战一开头也是真打，牺牲也大，及至进入相持状态后就开始腐化了，军队腐败，政治腐败，经济腐败，而且速度非常之快，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抗战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鲜明，抗战爆发便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可是自从1939年以后，国内矛盾又逐渐上升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虽然不甚了解，但总以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解放后历次运动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认为凡是主张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国民党，就是跟着共产党跑。比如罗隆基、闻一多搞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们起外号叫“罗隆斯基”、“闻一多夫”，写大字报动不动就“罗隆斯基如何如何”，可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这么看。为什么人家提出自己的意见，就给人家扣一顶红帽？记得张奚若先生在课堂上不只一次地说：“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明火立刻就有三丈高。”真是入木三分。
1940年在欧洲战场是个大转折，法国被德国占领了，那是法西斯气焰最高涨的时候。中国当时所有对外的出海口都被日本人占领，只能靠从越南的海防进广西或云南。日本一看法国战败，立即出兵越南，结果越南这条路也断了，只剩下昆明通缅甸那一条路。可那时候英国自顾不暇，无力保护缅甸、印度等属地，日本随即封锁了滇缅路。
1939年我刚入学时，日本飞机只偶尔来一两次，因为昆明是主要的中转站，所以从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在这一年零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日本几乎天天来飞机轰炸，而且很准时，早晨九、十点钟肯定拉警报。据说重庆一拉警报大家就躲进山洞里，可是昆明没有山洞，幸亏联大就在城边，一拉警报我们就往郊外跑，十来分钟就能翻两个山头，跑到山沟里就安全了。不过因为日本飞机到处丢炸弹，山沟里也有不安全的时候。有一次，华罗庚先生和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