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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的时候没有打死人，抓了一批，但也很少。火烧赵家楼，大概抓了二三十人，没过几天又放了。当然，第一，当时的政府也希望缓和，第二，火烧赵家楼是烧曹汝霖的家，可是连曹汝霖在内也提出要赶快把学生放了。放了以后，蔡元培还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这好像是难以想象的事。最大的一次是1926年的“三·一八”，在铁狮子胡同，就是现在平安大道的最东边，学生包围铁狮子胡同的段祺瑞执政府，那次开枪了。鲁迅有篇文章《记念刘和珍君》，写的就是那一次。那次确实开枪了，死了几十人，那是死人最多的一次。再后来我所见到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就是1935年的“一二·九”。
东北三省以及热河沦陷以后，日本军队长驱直入到了山海关、马兰峪等长城关口一带，日本时断时续地对中国发动小规模战争，但国民党政府一味委曲求全，并没有认真应战的准备。日本给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1935年有个《何（应钦）梅（津美冶郎）协定》，国民党势力全部撤出北京、天津和整个河北省，把冀、察交给原西北军的29军，军长宋哲元，实际上就是找一个非蒋介石嫡系的杂牌军管理冀、察地区，作为日本侵华过程的一个缓冲。1935年12月9日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汉奸或准汉奸，于是发生了“一二·九”游行，反对成立这个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那年的冬天雪下得多而且特别大，有一次连下了三天，胡同里厚厚的积雪没过了膝盖。“一二·九”那天早上七点多时街上人还不多，我在上学路上听到两个洋车夫谈话，一个说：“西直门又关了。”另一个问：“怎么又关了？”那个人回答说：“今天闹学生。”听到后我料想一定出了大事，到学校才知道是“一二·九”游行。那次游行是在学校领导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学生自己组织的，一个星期后再次爆发了“一二·一六”学生运动，那是规模最大的一次，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还有很多的中学生都参加了。我家住在西单商场附近，记得第二天早上一出家门，就看见道路两旁的树枝上挂满了冰，非常好看，可以想见，前一天的场面会是多么激烈。宋哲元的29军用大刀、警棍和枪托殴打学生，并用水龙头阻止游行队伍，可是没有真正开枪，所以没有学生死，但有人受伤。第二天，各大报都开了天窗，也就是说，撇掉原版，只剩下一页空白。有一份外国人办的英文报纸PeipingChronicle（《北平时事日报》）对学生游行进行了图文相配的报道，我们看不懂，就把报纸给了英文老师，请他讲。老师在台上指着图片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在下面听得也心潮澎湃，还知道北师大的篮球国手张连奎被军警打断了胳膊等等，就像在听英雄故事一样。
“一二·九”实际上包括四次大游行，一次是1935年的12月9日，12月16日又一次，都是星期一，其中“一二·一六”规模最大，然后第二年的6月13日一次，再有就是1937年的春的抬棺游行，至少在北京是游行了这四次，再后到了1937年夏天就开战了。
1936年6月那次我参加了，当时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十四五岁的样子，跟同学一起去游行。队伍走到西单被军队截住，不准走，开枪，不是真正开枪，而是朝上放空枪。一时学生队伍大乱，军警趁乱打过来，用大刀、警棍殴打学生，队伍一下被冲散了，根本无法抵抗他们的袭击。我和另外两个同学拉着手钻进路旁的一个照相馆，怕被人看见，不敢站在门口，一直往里跑，躲到一间小黑屋子里，后来我们才发现那屋子是洗照片的。我们躲在里边，屏住呼吸，听到外面非常嘈杂，等到声嚣慢慢平息下来后才走出来。那些照相馆里的人正在描述外面打斗的情形，学生如何如何抢棍子跟军警对打之类，说得有声有色，忽然发现我们三个从里面走出来，都大为惊讶，原来里面还藏着三个人？！我们从照相馆出来以后不敢回家，就跑到附近的一个同学家里，他母亲还给我们做炸酱面吃。下午又有同学来他家聚谈，大家都很兴奋，中国青年终于能够公开聚众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而中国当局却还一味地“敦睦邦交”、“亲善睦邻”。晚上到家以后，碰到一个我的邻居，他是另外一个学校的，比我大两岁。他说那天他们也去了，后来也是被打散，轰到景山公园里关起来，到了中午，还给他们送馒头、咸菜。下午，北平市的市长来讲话，他是29军的参谋长，叫秦德纯，是宋哲元派去和南京联系的，兼任北平市市长，后来做了蒋介石国防部的副部长。市长并没有训斥学生反而抚慰了一番，大意是说还是同情你们的，对日本一定要抵抗，不过不可操之过急以致鲁莽误事。当时29军的一些高层人物也不想采取与学生为敌的态度，广大官兵还是爱国的、抗日的，这一点和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方与学生的对立情况有所不同了。
“一二·九”的最后一次游行是1937年春天，起因是河北省高中（即第十七中）高二学生郭清被抓起来后死在监狱里，学生抬着棺材去游行，也是被军警打散了，抓了一批学生关起来。我有一个姐姐是北大化学系的，她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次游行中也被抓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地下党。过了两天，我父亲收到一封信，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写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释出来，下面是他的签名盖章。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按阶级成分来划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按说，我的子弟上你的学校，你就应该负责他的安全，子弟被抓进去了，从道义上说，你就应该负责把他保出来，所以那时候校长会出来保学生。包括教师也这样保护学生，“一二·九”的时候军警来抓人，学生往往躲到教师家里，如果教师事先知道风声，马上就通知学生，让他们赶快走。
不过校长总是比较难做，特别是学生运动，校长总是被夹在中间最不好受。一方面，做校长的跟学生对立好像说不过去，但另一方面，校长是政府当局任命的，大学的牌子上都写着“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所以凡是闹学潮，校长总是非常为难，蔡元培辞职也是这个原因。1941年底西南联大学生游行，打倒孔祥熙，回来以后学校招集了一个大会，两位校长都来了。梅贻琦校长主持，说：“昨天，我和蒋先生一直都在跟着你们，唯恐你们出事。幸亏没有出什么事。……事情弄得很严重，现在是战争时期，你们不能老是这样。”当然他心里也很紧张，真出了事，他作为校长也很烦，抓走学生麻烦，真要死了更麻烦。讲了一阵后就说：“现在，请蒋先生给你们讲话。”蒋梦麟校长站出来，说：“形势是很严重的，你们就到此为止，不能再闹了。……要是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学校就得关门。那还不如我现在关门，自己把学校牌子给摘下来。”蒋梦麟校长讲完了，梅贻琦校长又出来，说：“好，刚才蒋先生说的你们都听了，这就是最后的了，你们不能再闹了，否则出了事，我们学校就不存在了。”所以那次就没再闹下去，不过那只是后来几年更大规模民运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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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记·甲
我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女一中的，后来考上北大经济系，一个是师大女附中的，后来在北大学化学，所以我的印象一直是，将来我上大学也得上北大或者清华，没有想到别的选择，而清华在某些方面似更优于北大。当时北大、清华是最大的学校，每年收新生两百人左右，在校的学生最多不过八百，但考学的时候也有激烈竞争。记得初中三年级毕业那年（1936年）的暑假，和关崇焜在学校里碰见我们的英文老师，他跟我们谈天，说：“你们知道今年北大有多少人报考？”我们不知道，他说：“今年考北大的，不算外地，光是北京就有四千人。……你知道北大才取多少人？才录取两百。”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非常紧张，好像脸色都变了，甚至给我一种恐怖的感觉，所以印象特别深。他那意思是说：你们得努力。考试制度所加给中国知识分子的负担，大概也称得上中国文化的一个悠久传统了。
1。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我们上中学的时候主课三门，国文、英文、数学，那是真正吃分的，大家都非常重视，其余的属于辅课，一来大多没有课外作业，二来不算分数，所以都不太注重。而这三门主课里国文相对最轻，因为你国文无论好坏总有个七八十分，不会不及格，记得只有一次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国文不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