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开另一个老同学的玩笑说：“你当年费那么大劲追求某某女同学，结果也没有成功，现在想起来，简直是浪费青春。”我倒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这件事情本身自有它感情上的价值，而不在成功与否，不能说成功了才有价值，不成功就是浪费时间。我以为，读书也是这样。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至少有两个很熟的同学好友批评过我，说我这种纯欣赏式的读书不行，做不出成绩的。的确如他们所说，我一生没做出任何成绩，可是我总觉得，人各有志。陶渊明写过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认同这样的五柳先生。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只要它给我以启发，它的讲法使我值得去读，甚至我的理解未必是作者的原意，可是自得其乐，这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古人说：“为学当先立宗旨。”我一生阅读，从未立过任何宗旨，不过是随自己兴之所至在琳琅满目的书海里信步漫游而已，偶然邂逅了某些格外令我深受感触的书，甚至于终生隐然或显然地在影响着我，并非是我径直接受了作者的意见，甚至未必认同他的观点，但他的思想启发了我，而且启蒙得很深。
一次我在外文系图书馆（这是我们常去的地方）看到一本书，题为TheTragicSenseofLife（《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时好奇就借回去读。当时我也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常常想到人生的意义。人生一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本书作者Unamuno（乌纳穆诺）是20世纪初著名的学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曾任西班牙最古老的Salamanca大学校长，弗朗哥专政时期惨死在法西斯集中营中。他大概受到吉诃德的影响吧，认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乃是光荣。我问过很多同学和老师，他们都不同意这个观点，惟有王浩认为是这样。后来我把此书给汤用彤先生看，并且问他的意见。汤先生的回答是：文字写得漂亮极了，不过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汤先生说，人生追求的不是光荣，而是peaceofmind（心灵的平静，心安理得）。我又把汤先生的话转述给王浩，他想了想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peaceofmind一定要throughglory才能得到。”我想，一位老先生，饱经沧桑，所以追求的是peaceofmind，而王浩当时年轻气盛且又才高八斗，所以一定要通过“光荣”才能使他得到peaceofmind，否则不会心灵恬静。
及至后来我又读到Unamuno一些作品，才发现他并不如《人生之悲剧的意义》一书中所给我的印象。他实际上是在追求那种不可捉摸、难于把握而又无法言喻的人生的本质。这里不可能有逻辑的答案，所以他就寄托于文学的寓言。我的兴趣是要猜一个谜语，但那仿佛并没有谜底，Unamuno似乎在暗示我：人生不可测变，不可立语言文字，所以人生的意义是无法传达的。我仿佛得了一种觉悟之后，就想给《红楼梦》做一番解读。《红楼梦》一书的大旨不应解说是一部政治作品（索隐派），也不是一部自传（考据派），它的主题是一部爱情故事。它可以从诸多方面展现，但中心的线索则是宝黛的爱情。人生，尤其人生中最难以捉摸的爱情，是不可言喻，甚至是不可传达的，所以只能借某些外在的迹象去猜测、去摸索。两个人一直在追求、摸索，心灵渴求而又无从把握，此其所以成为艺术的绝唱。
1940年夏，也是出于偶然的机缘，我读到了傅雷先生译A。Maurois（莫罗阿）的Meipe，中译名为《恋爱与牺牲》。傅先生的译笔极佳，简直是我们翻译的典范。如他把Donne的诗句I’llundotheworldbydying译作“我愿一死了却尘缘”，把violonplaintif译作“如泣如诉的小提琴”，使我叹服不已。作者Maurois是20世纪上半叶新兴的传记文学作家，与英国的Strachey（斯特雷奇）、德国的Ludwig（路德维希）齐名，但我觉得Strachey和Ludwig都不如Maurois那么灵心善感。《恋爱与牺牲》是我读到他的第一本书，非常之欣赏，因为它改变了我们通常对人生的看法，仿佛为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道德本位、伦理挂帅的人生观，政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伦理道德是政治的扩大，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从善恶分明、忠奸立判的眼光评判人，是非常简单的二分法。但Maurois几乎同情每一个人，甚至一切人都是可爱的，一切不幸都是必然，当我们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宽厚同情的眼光来看待，整个世界便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温情脉脉、处处值得我们怜悯和同情的世界。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真实的人生是多元的，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脸谱化。
后来我又找到Maurois的成名作Ariel，即《雪莱传》。雪莱一生都在挨骂，学校开除了他，又因为恋爱的事情私奔，名声扫地，三十二岁就早早故去。可是Maurois用他一贯的温情，他把雪莱比作莎翁《暴风雨》中的天使Ariel。这本书我反复读过好几遍，并介绍给许多同学，化学系的章锜惊叹道：“Maurois真是个轻愁的天才！”友人物理系的王景鹤在解放后的“思想改造”中，还把受Maurois的影响写进了自我批判。由于Maurois是英国通，所以一战、二战中担任了法国的对英联络员。二战结束时他访问美国，在大西洋上看到美国舰队演习的耀武扬威，感叹道：“有这样威武雄壮的海军，真是世界和平最可靠的保障。”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后我不禁惋惜道：“Maunois已经成了法国的林语堂了！”（在当时人看来，林语堂是“骗美国人钱”的，所以评价不高。）
不久，我又邂逅了另一位更加引我入胜的作家，白俄D。Mereschkowski（梅勒什可夫斯基），他的思想再次为我开辟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天地。我读他的第一部作品《诸神复活》是他三部曲的第一部，书名亦作《达芬奇传》。译者郑超麟先生是元老级的托派，解放前关在国民党监狱里，解放后关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前后数十年始终不肯低头忏悔。郑超麟先生学识丰富，译笔亦佳，唯独遇意大利人名最后一个音节…tti时，总译作“啻”（音chi）而不作“蒂”，令人感到有点别扭。我自己喜欢遐想，对历史做一些可能的假设考问自己，并且喜欢追索书中的微言大义之所在。梅氏此书虽系为至圣达芬奇做传，但似乎有意在预示一个第三帝国的诞生。历史上第一帝国是罗马帝国，那是一个剑的帝国，它以剑征服了世界。继之而来的是基督教帝国（Christendom），它以十字架征服了世界。文艺复兴以来，古代的异教诸神又复活了，但它以光荣与骄傲背叛了基督教帝国，终于也会引致灭亡。于是，继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第三帝国，把剑和十字架结合为一。然则这个帝国又是谁呢？我当时以为最能够以担当此任的，恐怕非苏联莫属，而走在前列的欧美列强已经被物欲腐化了，不足担此重任。但是，这种半预言、半神话的期待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随着庸俗唯物论金钱拜物主义的冲击而兵不血刃破产了。
理想和金钱的角逐究竟谁胜谁负还难预言，而对（“文）历史做任（“人）何预言大（“书）概都是危险（“屋）的。因为历史是自由人的自由事业，所以就不完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仅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话本身而言，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多作家都喜欢写神秘的作品，同样也很吸引我。比如Unamuno有一篇小说《沉默的谷》，说有个地方非常奇怪，很多人进去看，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再比如爱伦·坡、屠格涅夫。屠格涅夫是个非常理性的人，像《父与子》、《罗亭》、《前夜》，可是也写过许多篇神秘的小说，如ClaraMilitch（《克拉拉·米利奇》）。我想，生命中的确有一些不是用说理、逻辑能够表达。比如宗教，对于相信它的人来说，宗教就是真实，它比什么都重要，可是对不信的人来说，可能就是胡说八道。有人简单推论说：“谁看见过上帝？谁摸过上帝？谁也没见过、没摸过，所以上帝就不存在。”这种推理方式成立吗？是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不存在？我们看不见空气，可是空气存在；我们看得见彩虹，可是它不存在。有神论者可以说：“上帝就是看不见到。”因为上帝everywhereandnowhere（上帝无所不在，又不在任何地方），不是人所能理解的那种存在。Spinoza（斯宾诺莎）也讲上帝的存在，而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有人问爱因斯坦是否相信上帝，爱因斯坦回答说：我相信上帝，但我的“上帝”是斯宾诺莎的“上帝”。所以这就看如何理解了。如果说上帝是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拿着根棍子，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但这种上帝大概是不存在的。如果认为上帝就是大自然的奥秘，那完全有可能存在。在这一点上，我欣赏《王子复仇记》里哈姆雷特的好友Horatio（霍拉旭）的一句话：这个广大的世界不是你可怜的哲学所能想象得到的。我也有同感。其实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许多东西我们无从用常识表示，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才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强用通常的语言表达，那就把它非常之简单化了。
当时有几本西方思想史方面的著作给我印象很深。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我也很欣赏，从图书馆借来英文本，还手抄了一遍，时常拿出来看看。不过那时候是把它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来读，尤其最后的那些话，觉得非常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