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还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有个音乐会，我们跑去听，那是师大自己的音乐会，虽然没有大规模的管弦乐、交响乐，可是提琴、钢琴都有，歌唱也有，所以许多歌我都听过，很熟，感觉好极了。
上小学、上中学的时候也去看戏，不过我觉得京戏是一种太古典主义的东西，它有非常严格的形式，你必须按照这个严格的形式来表现，像我们作古文一样，怎么破题、怎么起承转合、怎么结尾，要求得非常严格。你可以有发挥，可是必须按着这个严格的规矩来发挥，一点都不能出圈。这就是古典主义的艺术，它跟浪漫主义不一样，浪漫主义讲究发挥个性。而且我觉得京戏的音乐太差了，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牌子，其实应该每一部戏、每一个情节都有自己的旋律，这才符合戏的内容，不能说无论表达什么感情、什么情节都限于那几个旋律，把音乐也脸谱化了。当然我从京戏里也获得了很多知识，有些是非常可笑的，让我以为古代就真是那样。比如京戏里打仗，双方都是一个将领出来带几个人，然后两个主将交锋，真正的战争不会是那样，可是小时候我以为古代打仗就是那样。
当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娱乐或者知识的来源，那就是电影，大多是好莱坞八大公司的电影，说它是营养也好，毒品也好，真看了不少。当时北京主要的电影院有五家，东城的“光陆”、“平安”、“真光”属于一轮影院，西城的“中天”、“中央”属于二轮影院，设备较差，票价也低，成了我们这个消费层次的人常去的地方。
有几部我影响很深，像《蝴蝶夫人》，那是歌剧电影，还有《倾国倾城》，即AntonyandCleopatra，男演员是FredorichMarch，女演员是ClaudetteColbert，当时都非常有名。还有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导演是Reinhardt，配乐是19世纪的作曲家门德尔松，都是世界名人。还有一个印象最深、至今都不能忘记的，是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名字叫作《铸情》，演朱丽叶的是NormaShearer，那时候北方译名和南方不一样，北方把她的名字译作“薛爱梨”，南方译作“瑙玛·希拉”，演罗密欧的是LeslieHoward，也是《乱世佳人》的主演之一（《乱世佳人》里女主角是费雯丽和OliviadeHavilland，男主角一个是ClarkGable，另一个就是LeslieHoward）。那时候我十几岁了，思想刚刚开窍，才知道，哦，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东西。那时的电影没有配音，都是原文，当然大多听不懂，可是偶尔也听懂几句。罗密欧看见朱丽叶以后说：“啊，那是东方，朱丽叶是太阳。”听了非常感动。从那以后，几次跑到北京图书馆借莎士比亚的中文译本来看。
国产电影我看得很少，如《火烧红莲寺》、《关东大侠》之类，技术上显得粗糙一些，但是小孩子看仍是津津有味的。当时最流行的小说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胡蝶主演，还到颐和园拍外景。胡蝶那时候是电影皇后了，其实阮玲玉演得比胡蝶好，属于实力派的演员，我看过她主演的《三个摩登女性》，不过她26岁的时候自杀了，挺可惜的。江青当时只是一个starlet（没有名气的演员），我没看过她的电影。张爱玲的出名只在沦陷区的上海，我们在后方看不到的。
我小时候读书不是很卖力，不过成绩还说得过去，其他同学的情况不尽如此，确实有开早车、开夜车的，或者既开早车又开夜车，不过他那是死读书，成绩也并不一定很好。我想这和我们的传统观念有关，过去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总想着怎么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去干，干到夜里不收工。我们在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而且来不来就夜战，白天干不完晚上干，其实也没干出多少成绩。成绩不是靠体力拼出来的，要是这样干的话，撑死了也翻不了一番，更提不上翻两番、翻三番。一个人一天24小时，你不能一天干48小时的活，要这样拼的话，爱因斯坦做出那么大的成绩，他一天得干多少小时？〖TXT小说下载：。。〗
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我们总有一种落后的农民意识，老想着拼命，强调“吃大苦，耐大劳”，可是进步不能光靠这个，不然整个人类文化能进步多少？前些年我们还提过“超英赶美”，为什么要超它？不就是它比你先进。可它为什么先进？难道英国人、美国人晚上都不睡觉？“满面流汗，终生荆棘”，这是《圣经》里的话，“面朝黄土，背朝天”，中国人干了五千年，可英国历史才一千年，美国连五百年都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才五百年，它们为什么先进？我们中国人口是英国人口的二十倍，英国才六千万人，我们十三亿人，要论起早贪黑开夜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应该比它高明多少，可是近代的伟大开创者，像牛顿、达尔文，包括马克思，都是出自英国，而不是在中国。为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懒惰？不能那么说。李政道二十九岁就得诺贝尔，要讲读书，八十多岁的人肯定看得比他多，怎么人家得的了诺贝尔？我以为并不那么简单。
想要做出成绩总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天赋，这点不能强求，每个人天赋不一样，这没什么可丢脸的，二是环境，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争取到的，第三就是个人的努力，但个人的努力应该得法，不能只讲拼体力，老是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那是不行的。读书也一样，书读得好坏跟你拼不拼命没关系，天天开夜车，我不认为那是一条正路。当然，一个字都不看，那成文盲了，也不行，你好好地做了就是，像吃饭一样，不吃饭不行，那饿死了，但也并不是吃得越多身体越好，吃多了没有用的。
鬼子来了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比我年轻一代的，也就是解放以后一直到文革时候的中小学生，他们大概也有一个情结，就是对个人崇拜的情结，一听到伟大领袖，马上泪流满面，我想现在一代的青年人恐怕也没有那种情结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结，我们那时代情结就是仇恨日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打算看看北京，再回沈阳找工作。9月19日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历史的功过是很难评说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竟然一枪不打就放弃了。现在我们知道，张学良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可那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国民党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东北、西北以及西南的军阀基本上都处于半独立状态，甚至到了抗战的时候，这些地方势力也还表面上服从中央政府，实际上仍有独立性。张学良迫于压力很快撤到了山海关，整个东北三省就此沦陷，北平逐渐暴露在最前线。
为了躲避战乱，不久我们便举家回了一趟老家。我的老家在湖南岳阳，正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地方，离岳阳楼极近。岳阳楼非常有名了，和武汉黄鹤楼、江西滕王阁并成江南三大名楼，唐代大诗人杜甫题诗“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到了宋朝，范仲淹写了一篇有名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现在大家都会背。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过来，大概有一二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参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大日本军舰保津”、“大日本军舰出云”，“保津”、“出云”都是他们的船号，出云号就是后来“八·一三”时候的旗舰，也就是司令舰。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悲恸。怎么能长驱直入把军舰开进人家的内湖？请看今日之域中，难道竟是日本人之天下？这不是敞开地横行吗？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可他们居然就这样横行霸道。
冬天，天气已凉，我们又回到了北京。在此之前，我就读于祖家街的第三中学（因为那里曾经是清朝降将祖大寿的旧宅，所以叫“祖家街”），但从湖南回来后正值学期中间，我失学了。父亲的一位朋友和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很熟，于是我就被带到这个学校插班。这所私立学习名为“五三中学”，是为纪念5月3日国耻命名的（1928年5月，北伐军占领济南，日本人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北京有很多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又叫“野鸡学校”，不过这所学校各方面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当时几乎所有北方的中学老师都是北师大毕业的，有一句谚语：“北大老，师大穷，唯有清华可通融。”大概是说北大的学生年龄比较大，师大的学生穷，唯有清华的学生还不错，也有人说这是针对女同学找对象而言的。我们的老师都是从北师大毕业的，总体上讲，水平还不错，而且尽职尽责，非常诚恳。有一次我和关崇焜在学校里和数学黄老师谈话，他平日对我们两人比较垂青，郑重地说：“你们就要毕业了，一定要读一个好高中，入师大附中，将来上清华。”
东北沦陷后，少帅张学良住在北京的顺承王府（即今政协礼堂所在地），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里经过，门前堆起沙包，行人路过都要受检查。应该说，当时的张学良是千夫所指的“不抵抗将军”，我在课堂上就听见老师公开地骂：“你堆沙包有什么用？日本人飞机扔一个炸弹就把你炸了。”关于张学良私生活颓废堕落的传说很多，说他吸毒，说“九·一八”当晚日本人攻进大营时，他正在看梅兰芳的戏。国民党右派元老马君武还写了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