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当晚日本人攻进大营时，他正在看梅兰芳的戏。国民党右派元老马君武还写了一首当时脍炙人口的绝句：“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将军本是多情种，哪管东师入沈阳。”（此诗似是仿李商隐的《北齐》诗。）
日本1937年攻占北京，其实在这以前，他们的军队早就大量开入。这当然是侵略行为，不过国民党政府没有力量阻止它，也不敢阻止它。1936年秋天，我上高一，9月18日早晨9点18分——他们故意挑这个时间，日本军队突然开进北京城，从东长安街走到西长安街，在北京城里耀武扬威。大队坦克车从新华门的前面开过去，那时候柏油不太好，我上学回来的路上看见柏油路上坦克车轧过的痕迹清楚极了。不过他们这样是很失败的，何必采取这种横行霸道、不得人心的姿态呢？抗日战争中，他们对平民区毫无道理地乱炸一气，其实越是这样越激发人们的反感与反抗。
我们都恨日本人，再有就是“高丽棒子”。“高丽”是朝鲜，“棒子”是流氓，在日本浪人的手下做事。日本浪人本来是日本流氓，那些高丽棒子就是流氓手下的流氓，他们是亡国奴，可又比你高一等，因为他们是老亡国奴，你还没亡国呢，所以在他们看来，你是更下一等的亡国奴。元朝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最高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就是西域人，第三等是汉人，指中国北方先被征服的人，第四等人是南人，即最后被征服的中国南方的人。北方人是顺民，南方人则更低一等。高丽棒子正是这样，他本来是亡国奴，做了日本流氓手下的流氓，越是这种人越可恶，正所谓“汉儿学得胡儿语，反向故儿骂汉儿”。
我在北京只读到高中一年级就到后方去了，我的同班同学有没走的，在日本统治下又念了两年，直到高中毕业。后来我入西南联大的时候，七八个北京的同班同学结伴同行，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坐船到香港，由香港换船到海防，然后换火车到越南、到河口，最后从河口再坐三天小火车到昆明。从河口到昆明并不远，火车走滇越铁路本来并不需要三天，但是山里铁路用的是窄轨，和我们的电车一样，晚上不开，而且白天路边有行人招手，火车就停下来，所以走得非常之慢。这一路很艰苦，从北京到昆明要走三个月，还有走半年、走一年的，因为穷，到了一个地方往往找个小差事糊口，干两个月，然后拿点钱又走。做亡国奴的那种心情不好受，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决心。
1939在昆明我和以前北京的同学又见面了，问他们日本统治下那两年的情形，他们说，日本人一来就把英文课废止了，来了一个日本人教日文，又是学校的总监。我说，你们学了两年，日文应该不错了？他们说：“什么不错，一个字都没学，字母都不认得。”大家谁也不念，考试全班都不及格，最后都是零分。他们还对我讲，1937年底日军攻占了南京，敌伪下令要全北京市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消息一宣布，全班同学都哭了。虽然我听到这件事已是两年以后，依然激动不已。
日本侵略中国，不使中国统一，而是在东北、华北、南京分别扶植几个傀儡政权。东北建立“满洲国”，溥仪做皇上，用了一批原来满清的遗老，比如罗振玉、郑孝胥，实际他们都只是摆设。打下华北以后，在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用的是北洋时期的政客，表面上继承的是北洋政府的“法统”。先请吴佩孚，吴佩孚不出来，一说是条件谈不拢，结果被日本人害死了。后来用王克敏，王克敏曾任北洋时期的财政部长。日本人打下南京，又成立了一个“维新政府”，后来改叫南京国民政府，扶植的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如陈公博、周佛海这样一批汉奸。
1935年12月，以宋哲元为首在北京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是个日本侵华的特殊产物，因为无论真正是国民党或日本哪一方面来了，都不会有他的份。日本不过是利用他作为向“特殊化”的过渡，如果真正国民党势力直接控制了，也不会要他这种非嫡系的旧式军阀。今天却为宋哲元送上一顶“爱国将领”的桂冠，似乎很不实事求是。不应无视历史，“爱国”一词不宜贬值。29军广大官兵的确是爱国的、抗日的，但宋哲元本人——至少在我们眼里——不过是想利用这个特殊的环境，在日本人与国民党的夹缝中做个土皇帝。所以他一方面敷衍南京政府，一方面又敷衍日本，他在中南海举办堂会戏，请马连良、尚小云等名角来唱《四郎探母》，享受土皇帝的生活。可是日本并不愿意他永远处在半独立的状态，而是要彻底皇民化的统治，所以这种苟全于夹缝之中的土皇帝注定是要短命的。“一二·九”运动前夕，《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张奚若先生名震一时的大文章《冀察当局不宜以特殊自居》，旨在批判宋哲元的北京军政当局政府，警醒他们不要卖身投靠日本人。那篇文章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为此《独立评论》还受到了处分。1937年，中日战争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宋哲元仍然在夹缝中求生存，梦想能够继续维持他土皇帝的宝座，并没有积极认真地备战，而是对日本一味妥协、敷衍，最终导致一败涂地的惨重损失，我们对宋哲元的痛恨决不亚于对日本的痛恨。如果以大刀、水龙镇压“一二·九”运动的宋哲元是爱国，难道“一二·九”运动是卖国的吗？尽管宋哲元后来并未做汉奸，但他的所作所为与“爱国”二字却是相去甚远，如果不是他一味地妥协求全，北京、天津和河北不至那么轻易地沦陷，等于拱手送人。
另外应该补充一点，自1935年以后，由于大势所趋，蒋介石国民政府确实也在备战，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开通了陇海路、粤汉路，尽管这些也是出于对内控制的考虑，但也是针对日本的。另外，还邀请了英国经济学家李兹·罗斯到中国进行币制改革，没有这一项改革，抗战初期的财政是无法支持的，但后来一味地乞灵于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经济崩溃。
日本是1937年夏天动手的，7月7日在卢沟桥打起来，可是宋哲元根本就没有任何思想和物质的准备，手忙脚乱地不断后撤。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行会议，请来全国著名的人物，讨论对日本作战的问题——庐山对于中国近代的历史影响太大了，过去蒋介石在那里办军官训练团，而且基本上每年都把各界的名人请到庐山开谈话会，交流意见，其中包括了北大、清华的知名人物。前几年我读曹汝霖的回忆录，1937年的时候他也上了庐山，蒋介石专门跟他谈过话。那时候连曹汝霖都认为非打到底不可，还有人问他：“你不是亲日派吗？怎么也主张非打不可？”曹汝霖说：我主张的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亲善，日本问题本来可以在“九·一八”的时候解决，可惜当时当政的人，包括张学良在内，都没有把握好时机很好地解决，日本军阀现在的气候已经形成，没别的办法，非打不可了。蒋介石最后决心要打，发表了一篇演说，正式宣布要抗战到底。《毛泽东选集》里有篇文章，说这是多年以来蒋介石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随后红军按照国民党的番号改成第八路军，接受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领导，全国一致抗日。接着就是“八·一三”淞沪会战，日本在上海进攻了。
同学关崇焜和我非常要好，暑假里我们相约每天见面，他家有无线电，可以收到南京中央电台的广播，每次时事新闻广播之前先播放《义勇军进行曲》，鼓舞人们对日作战的士气和决心。8月14日早晨，我一大早起来在大门外等报纸。那天早上天朗气清，万里晴空，尽管还是盛夏，天气却很凉，我穿了一件单衣站在那里，觉得一阵阵的冷意。拿到报纸后，我看到昨天上海开战的消息。当时的报纸非常耐人寻味，以前都是说：日军进攻哪里，我军奋勇抵抗，收复了哪里。随着局势的转变，报纸上的态度和立场开始大为改观。《世界日报》对“八·一三”报道的大标题是“上海战事昨晨爆发”，这是一种纯中性的表达方式。而在此前，蒋介石的谈话表现出一种民族复兴的姿态，曾有两句非常有名：“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但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发表了庐山谈话，表明抗战的决心，表示目前已到最后关头，北平既变成沈阳第二，南京就会变成北平第二。
日本那时候对中国打仗，优势就在于它的工业基础比中国强，它的武器装备和它的组织训练比中国强，所以它的军力也比中国强，在北方、在上海都有海空军的优势。那时候中国空军很少，而且用的都是进口飞机。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学生，很多人都去投考航空学校，那一批人素质都很优越，所以中国空军在一开头打的时候战绩还是挺辉煌的。有一位前辈叫沈崇诲，我没见过，是从报上知道他的。沈崇诲1928年进清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八·一三”时，他的飞机被高射炮击中了，他就驾着飞机直冲下去撞日本的旗舰“出云号”，二十七岁就殉国了。
上海一仗打得厉害，全国士气高涨，张治中是当时的司令，几十万军队都投入进去了，打了近三个月。那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料想到的。不过如果单从军事上讲，这一仗却打得不很明智，应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地方那么小，又是平原地带，无险可守，谁的炮火集中谁就占据优势，中国的力量远远不如人家，等于是拿人命去换他它的炮火，那样硬打牺牲太大，不值得的。淞沪战役唯一的收获就是振作了士气，“我们也能打”，“也能跟他拼”，在政治上、心理上或者精神上起了鼓舞作用，同时可以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也许这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