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 第14部分

在《梦幻与存在》的导言中，福柯对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宾斯瓦格、梅洛—庞蒂和萨特等人的观点作了批判的吸收和改造。他们无疑对青年福柯产生了强大影响。福柯批判弗洛伊德的梦释法，指责弗氏仅仅注意到梦的外部标志，忽视了其内在意义。而胡塞尔则在《逻辑研究》中把作为外部标志的指示（ｉｎｄｅｘ）与作为内在意义的意味（ｓｉｇｎｉｆｉBｃａｌｉｏｎ）区分开来了。

接着福柯通过批判萨特和巴歇拉尔对梦与影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福柯并不认为影象通过与自己的客体的关系而得到限定，而是认为影象的本质是影象主体的非实现。福柯还依据海德格尔的人类学反思与本体论反思的区分来说明人类实在，即人类学反思唯一地依照意象（ｉｍBａｇｅｓ）

来对待人类实在，而本体论反思则在自由影象的层次上起作用。

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话语”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或“话语实践”

（ｐｒａｌｉｑｕ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描述为福柯考古学著述的最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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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９２

程式。话语简而言之就是被实践着的语言。但话语分析既不受制于语言学的习惯因素，也不囿于语言学的基本单位。只有在与政治、文化、经济、社会机构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的相互联系中，话语才易于分析。话语实践指的是专家、权威们以某种被人们接受的方式所从事的言语行为。考古学就是分析某些话语的历史可能性，并关注话语的出现和展开条件，研究这些言语与其他言语的关系的规律性（话语构成）

以及这些话语构成所经历的变化。话语构成是福柯借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的途径，即话语是一个置于复杂的社会力量和关系领域中的经验现象。

《诊所的诞生：医学知觉考古学》（１９６３年）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１９６６年）和《知识考古学》（１９６９年）

构成了福柯考古学三部曲。

在前苏格拉底的著述中，考古学在哲学含义上意味着探究“开端”

、“基础”

（ａｒｃｈｅ）。

简单来讲，从１９５４的《精神疾病与人格》到１９６１年的《癫狂与非理性》，福柯思想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研究对象由精神疾病转到癫狂；二是开始怀疑现代“科学”心理学及其精神疾病概念，认为当时的精神病分类站不住脚。

《癫狂与非理性》的基本目标自然也就是：分析古典时代及随后的现时代癫狂的体验，并因此理解精神疾病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真正意义。

由于福柯没有强调癫狂的特殊说明，因此他撰写的是一部癫狂的概念史，而非癫狂的理论史。

但与康吉汉不同的是，福柯并不认为，在古典时代的医学和科学文献中存在着人们共同接受的癫狂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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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布朗肖、卢塞尔、拉康和Ｇ。杜美齐尔对《癫狂与非理性》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例如，在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中，福柯认为：杜美齐尔教他以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诠释或语言形式主义的方法，去分析话语的组织，教他如何去描述话语的转换及其与机构的关系。可见，杜美齐尔对福柯的影响是深远的。

《癫狂与非理性》在福柯整个著述中占重要地位，为以后的著述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因此是福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例如，它提出了《诊所的诞生》和《监督与惩罚》（Ｓｕｒｖｅｉｌｅｒ

ｅｔ

ｐｕｎｉｒ）的中心问题。

《诊所的诞生》中的医院体系的发展以及《监督与惩罚》中监狱处理犯人的方法，都在《癫狂与非理性》中已具雏形。同样，《词与物》就是《癫狂与非理性》的历史设想的历史普遍化和推广应用，即凭着参照癫狂的精神病学的考古学，通过分析关于生命、劳动和语言的古典看法到现代见解的过渡，来构建一种所有现代人文科学的普遍考古学。

１９６２年，《精神疾病与人格》第二版问世，重新取名为《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第一部分基本上原封不动，但第二部分作了根本性变动，符合《癫狂与非理性》的观点。其差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虽然它们都是理解精神无序的特殊新方法，但同《癫狂与非理性》类似，后者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原则和范畴。其次，重心由心理学对象（精神疾病）转到心理学本身，质问现代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即精神疾病代表精神病人的内在缺陷，同时探寻真正的心理学。最后，鉴于第一版本把进化发展、个体史和存在主义人类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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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１３

些有关精神疾病的各种理解当作“神秘说明”

，并认为精神疾病的真正说明将在历史中发现。而在第二版，福柯并不把存在主义人类学当作“神秘说明”

，并认为避免神秘说明的关键是为精神疾病的不同方面提供本体论形式。

在４０和５０年代的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主体哲学，它在法国的重要形式是萨特存在主义和梅洛—庞蒂现象学，尤其是前者强调个体性、意识和自由选择。因此，福柯年轻时主要受到主体哲学的熏陶也是很自然的事。他回忆说：“如同我们整整一代人一样，现象学派……以及现象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造就了我。就我们时代的所有那些人而言，我相信在１９５０年和１９５５年之间，我体验到一种初看起来什么都不是但事实上已经使我们发生深刻分化的转变……换言之，我们重新检验胡塞尔观点：即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意义……并且从１９５５年起，我们主要献身于分析意义出现的形式条件。”

D　J　　　　分析意义出现的形式条件也就是研究无意识的知觉形式，这就要求拒斥从笛卡尔到萨特的所有意识哲学。福柯由提出激进人道主义想法进而炮制出后来的“屈从”

（ａｓｕｊｅｌｉｓｅｍｅｎｔ）观念，这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还有直接的个人原因。前者无非指当时很多知名的法国思想家偏离植根于现象学的自由，如萨特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结合”

，梅洛—庞蒂的立场则从现象学向结构主义靠拢。个人原因主要指，从１９５４年起，因在法国个人生活的自由极其有限，福柯先后到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等国授课讲学，设法寻求自由。但结果使福柯失望，他发现自由是虚幻的，存在的只有压抑和束博而无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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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与萨特的“绝对自由”很不相同，福柯宣称：人并不始于自由，而是始于界线，不可逾越的界线，如果界线限制我们的自由，那么界线的违犯就是自由的表露DK。（二）反主体哲学阶段到６０年代，法国哲学发生了变化。萨特于１９６０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并没有带来存在主义复兴，相反，标志着存在主义在法国失势。尽管胡塞尔所究仍然继续进行，但人们对现象学的兴趣减退了。由于阿尔都塞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继续流行。而跚跚来迟的弗洛伊德研究则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意识哲学转到无意识现象的研究。那时，人们的哲学兴趣具体体现在６０年代起统治法国思想的“结构主义研究”中。

福柯拒斥先验论、主体的首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从而与各种意识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发生冲突。在６０年代，福柯公开对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各种人道主义和意识哲学表示敌意。这个时期福柯的主要著作有《诊所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

在笛卡尔看来，人类主体能把自身当作自己的客体，这个事实就是确实可靠知识的开端。但对福柯来说，如同对结构主义者来说，这种想法简单就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辩论，应该抛弃起基础作用的主体，因为笛卡尔哲学强调绝对意识的最高地位，并致命地忽视了结构主义所追求的那个无意识的确定性。因此，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主体哲学成了结构主义攻击的对象。

在１９６６年《词与物》出版后与Ｍ。莎坡萨尔关于自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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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时代的思想大师３３

年代以来哲学思想的重要趋向的晤谈中，福柯评论说：“大约在１５年前，人们突然地、明显地失去了理性……意识到自己已经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

我们把萨特一代体验为确实是鼓舞人心的和宽宏大量的一代，这一代人具有生活、政治和生存的热情……但是，我们却发现了别的某物，即另一种热情：对概念和我们所称的“体系”

表示出来的热情……凭着体系，有必要理解关系系统，这些关系独立于由它们联结起来的事物而保持和转换它们自身……一个没有主体的无名体系……‘我’已经被破除了（查看现代文学）。“

D　L　　　　福柯紧接着指出，我们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意识，无同一性理论，而非人，来取代神的。

因此，福柯认为萨特哲学犯了最大的错误，萨特犯了把知识建立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之上的最基本过错，而正是这一“我”的破除才使得存在主义站不住脚。

对于福柯的批评，在《答复结构主义》一文中，萨特则认为“福柯给予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一种折衷主义的综合，在其中，罗比—格利里、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被系统地用来证明历史反思的不可能性……这个任务就是提出新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再次能构筑起反对马克思的最新堡垒”

，主体的消失之所以需要，仅仅是为了怀疑历史。

福柯在１９６８年３月《文学半月刊》中答复了萨特的陈述，认为自己的著作的目标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