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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福柯相信每个构建模式在一个特殊人文科学中发生主要作用并具有意味，但他承认所有模式都在一切人文科学中起作用，因此，所有人文科学都相互联系，都能相互阐释，结果它们的边界模糊了。福柯使用这种相互性来说明人文科学特有的方法论争议，它们都设法回答究竟哪个模式最适合于一个特定研究领域这一问题。实际上，构建模式及其每个组分的相对重要性在１９世纪发生了变化。
在１９世纪早期，当浪漫主义者把人、社会和语言视为生物有机体时，生物学模式主宰着人文科学。
在１９世纪中叶，当孔德和马克思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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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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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社会学理论时，主宰人文科学的是经济学模式。在１９世纪末，当语文学家尼采在颇具价值的词中探寻隐藏的意义以及弗洛伊德在病人的词语和非词语表达中揭示了基本符号体系时，主宰人文科学的是语文学模式VH。每一对子内部同样发生了变化。
在１９世纪初，人们强调象征着过程且可为意识所达到的功能、冲突和意味，而在１９世纪末，人们重视的是象征着结构且并非意识的规范、规则和体系。在戈尔茨坦的心理学著作、莫斯的社会学著作和杜美齐尔的神话阐释中，福柯发现了这一变换。它改变了规范在人文科学中的作用，因此，尤为重要。人文科学只有通过使用功能、冲突和意味概念去表象无意识，才能接近无意识领域。而在表象与意识缠绕不分的古典时期，这将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无意识作表象的努力，还导致自我检验的重复过程，这就把人文科学与其他科学区分开来了，无意识就是一切人文科学都追求的目的地，因此，我们不能错误地把精神分析当作是探讨无意识的第一门人文科学。这也就说明了人文科学方法如何能连贯地理解人怎能既是世界的客体，又是构成该世界的主体这个问题。而从实证主义还原法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的现代哲学（设法通过人类意识的分析以获得作为表象主体的人的知识）
则做不到，因为它们不能正确地、恰当地对待非思，而是把非思看成人类意识的基本对应面。
它们拒绝了这样的想法，即若没有表象就没有意识，但它们并未放弃相反的想法，即若没有意识就没有表象。
而人文科学做到了这一点。
福柯认为，人文科学的创造力正在于它们在非思（无意识）中探寻作为主体的人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于是，人文科学在哲学无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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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地方大显身手，即把人构建为他自己思想的一个连贯客体。
诚如福柯所说，“人文科学如其说设法概括它们自身，或者使它们自身更为精确，倒不如说设法不断地使自身非神秘化……因此，我们应该说，‘人文科学’并不存在于人成问题的任何地方，而是存在于（适合于无意识的维度之内）对那向意识显露其形式和内容的条件的规范、规则和指示总体性进行分析的任何地方。”
V I 这表明，人文科学只是无意识的说明，而非“人”的科学，甚至根本不是“科学”。并不存在人的科学，这并非由于人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作系统分析，而是因为人不可能同时成了认知主体和知识客体。
尽管人文科学并不是科学，却是知识形式，恰如物理学或生物学一样，但它们在现代认识型中占有合法一席。一方面，人文科学成功地使用认识论上有效的方法论产生了客观知识体系，因此，它们并非幻想、假科学偏见。但另一方面，由于并不拥有科学知识形式的形式标准，因而不能成为严格含义上的科学。这样，人文科学就介于假科学和严密科学之间。
尽管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学—神话分析是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并没有穷尽全部人文科学。历史和三门反人文科学也起着主要作用。
由于人文科学对象（人）是一个历史存在，因此，历史具有专门的位置。人的历史性以及经济、社会和语言学形式的历史性蕴含着各种历史过程的想法。所有知识都植根于拥有历史的生命、社会和语言中。精神分析和人种学在人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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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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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占据一个优先地位，这是因为，在所有研究人的知识领域中，它们塑造了确实无疑的、取之不尽的经验和概念宝藏，尤其是永不满足于现状，不断质疑、批驳业已确立的东西。
鉴于人文科学填补了阐释、形式和经验科学之间的“空间”
，当代反人文科学则弥漫于整个哲学领域。
由于精神分析和人种学使人文科学反思其认识论基础，从而损害了人的科学的设想，因此可称为“反人文科学”。
精神分析并不质问人，而是探究构成其界限的无意识区域，它的重大论题“死亡”
、“欲求”
、“规则”指明了所有人的知识的条件。同精神分析一样，人种学并不质问人，而是研究文化的历史，研究文化借以限定其与生命、需求和意义的关系的专门界线，把目光焦聚于社会中的无意识结构。恰如康德提出表象的可能性条件这个问题导致了表象的衰落一样，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种学提出的有关人的类似问题，则标志着人的霸主地位在我们思想中瓦解了。因为它们的无意识研究并不涉及人或人的理论问题。而是走向构建人的外部界线的一切，它们消解了人（ｅｌｅｓ
ｄｉｓｏｌｖｅｎｔ
ｌ‘ｈｏｍｅ）
V J 。福柯认为，通过把个体的经验（精神分析的焦点）与个体的文化结构（人种学的焦点）联系起来，我们就有可能确立起这两门反人文科学之间的基本联系。为了把它们的本性和关系理解为形式的符号体系，人们必须求助于语言学这门反人文科学。语言学决不能在现代语文学中发展起来，因为后者预先假定了为反人文科学所怀疑的人的基本作用。这种语言学研究的是纯粹状态中的语言，而非人的表象力量的产物和媒介，从而与现代文学具有相同的关切。在语言反思中，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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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于现代文学的形式主义凭着把语言当作一种并不主要地与表象世界的人类设想相联系的自我包容、自我指称的体系，展开了一种“人之终结”的经验，而语言学的形式主义则展开了一种结构分析以损害人在语言中的关键地位，真可谓殊途同归。
在当代，思想意味着证实语言的存在，阐述死亡的形式，指明欲望的实在，衍生出一个人自己的思想规律。思想的这四个功能都不要求人的概念，更不需要人的科学。由于人是在语言注定消散时被构成的，因而，当语言再次得到统一时，人难道不会消散吗？也就是说，随着语言的存在更为耀眼地闪烁，人行将消亡VK。如此看来，人既不是已向人类知识提出的最古老的问题，也不是最持久的问题。通过考察自１６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人们就能确信无疑：人是一个近期的发明物。这是因为在１７世纪以前，事物的可理解性的探寻和构想并不相关于宣称“我思故我在”的主体。福柯指出：“其实，在已影响了事物及其秩序的知识，即有关同一、差别、特性、平等、言词的知识的所有变异中，简言之，在同一之深刻历史的所有插曲中，只有一个始于一个半世纪以前并且也许现在已渐近结束的变异，才使人这个角色的出现成为可能……人的出现是知识之基本排列中的变化的结果。如同人类思想考古学所轻易表明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人也许正在接近终结。”
V L 同样，倘若这些知识排列会象出现那样消失，倘若我们现在仅能感觉其可能性的某某事件会引起这些排列的崩溃，如同古典认识型在１８世纪末的崩溃一样，“那么人们可以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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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批判人类学主体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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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证：类似画在海边沙滩上的脸谱一样，人也会被抹去。“
第六节 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
因尼采探讨道德价值的起源并进而区分两种道德，倡导强者道德，重估一切价值，抨击西方文明，设计未来生活，人们通常正确地把尼采视作道德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然而人们很少看到，尼采还是一位与他的伦理学要旨不相吻合的形而上学家，但海德格尔是一个例外，他坚持认为，尼采是一位形而上学家（如果说柏拉图哲学标志着传统形而上学的开始，笛卡尔哲学预示了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开端）
，因为他把权力意志当作“在者”的“在”
，因而成了“杰出的主体性”
，这个权力意志在尼采那里实现了“相同的最终回复”
，而笛卡尔则没有这种宇宙论思辨。
尼采认为，重估一切价值，是他对于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所提出的公式。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认为，正是由于尼采的“价值重估”
，现时代的精神运动才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公式。然而，价值重估的前提是“上帝之死”。毫无疑问，尼采给西方哲学带来的颤栗与他的“上帝之死”的断语不无密切关系。尼采的“上帝之死”
，深深植根于德国宗教思想的土壤，继承了反神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