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命运- 第44部分

尽管福柯的有些思想前后多变，但在否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这件事上，他的态度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在《词与物》英译本序言中指出，在法国，某些智力低下的评注者固执已见地把他当代结构主义者，实际上他自己根本没有使用作为结构分析的特征的方法、概念或关键词XE。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宣称考古学描述的方法和概念不可能混同于结构主义，考古学并没有把结构主义引入历史领域。因为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把思想史从对超验的屈从中解放出来，而不是运用在语言领域中业已得到证明的知识发展或科学范畴的产生，使思想史结构主义化XF。在某次会谈中，福柯认为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加是反结构主义者的了XG。在谈到自己是Ｇ。康吉汉的学生，并对科学史感兴趣时，福柯指出：“我从未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我从未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从未是结构主义者”。

X　H判断福柯是否结构主义者当然不能完全依据福柯自己的声明和解释，尽管这种辩解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是要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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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福柯的真实思想和具体内容。而在这之前，必须先从事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因为大多数研究者把福柯归入结构主义阵营，而福柯否认自己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界定什么是结构主义，或者说，结构主义之成为结构主义，具有哪些基本特征。从事这项工作之所以必需，还因为人们赋予结构主义以太宽泛而模糊不清的意义，以至于当人们言说结构主义时，很多时候很难判定他们到底意谓哪种结构主义。

人们之所以把福柯当作结构主义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结构主义是对存在主义的反动和否定，这与福柯的反主体哲学相一致。他们认为，福柯思想与结构主义相一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与语言密切相关，现代语言学是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福柯较为关注语言，他的语言反思成了《词与物》的基本论题。第二，结构主义的研究客体是语言或言语，而非讲话者，这就类似于福柯对人类学主体主义的批判。第三，结构主义强调的是共时性研究，而非历时性研究。福柯偏爱间断性历史而没有说明认识型之间的相互过渡的连续性历史，恰恰与结构主义不谋而合。

第四，结构主义是依据二元论对立来从事分析工作的，而“二分实践”是福柯第二个“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第五，结构主义集中注意的是符号概念，福柯在《诊所的诞生》和《词与物》中对符号及其置换表现出浓厚兴趣。实际上，以上这些比较毫无意义，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将看到这些标准不足以证明福柯是结构主义者。

一般来讲，结构主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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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号的结构主义”

，广义指的是“结构的结构主义”

，其中每一种又都有严格意义和宽松意义之分。符号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首推Ｆ。德。索绪尔，他在《普通语法教程》中，在语言与言语之间作出了区分，从而为结构主义提供了第一个重要原则，他对语言的共时性的强调，表明他既承认语言的历史范围，又认可语言当前的结构（关系）的属性。

然而，由于他进一步认为语言并不属于“语词的物质实质”

，而是属于更为广泛的抽象的符号系统，认为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正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再加上他认为符号的本质和符号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规定具有结构特征，因此人们对他的结构主义要旨可以作各种阐释。

既可以对它作相对严格的“语言学”

定义，局限于索绪尔和后索绪尔语言学，又可以作较为宽松的“符号学”定义，把他的“语言”概念由语言学领域拓展和应用到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

Ｐ。贝蒂特在《结构主义概念：批判分析》中，对结构主义作了严格的语言学定义。他较为狭窄地阐释了结构主义语言模式，论证指出：如果人们想要把某些索绪尔和后索绪尔分析拓展到语言学以外，应用于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学领域时，那么他们就要依据这样三种类推法：结构音位学（雅可布森）

、发生句法学（乔姆斯基）

、差异语义学（贝蒂特本人）。

它们每一种都要求被分析的非语言学客体包含某种对应于语言句子的因素，但这个要求很难满足，因此贝蒂特的结论是：尽管结构主义模式在语言学以外的领域里可能具有启示价值，但并不适合这些领域。

显然，福柯并不属于这一类结构主义。确实，福柯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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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反思是其著作的极其重要部分，但这种反思如其说归因于索绪尔，倒不如说归因于Ｓ。马拉美（通过布朗肖和其他法国文学批评家们）。确实，福柯攻击人类学主体主义，但这是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和萨特存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密切相联系的，这应归功于尼采，而不是索绪尔，因为尼采第一个从“人类学沉睡”中清醒过来。确实，福柯在《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强调历史的间断性，并在某些时候类似索绪尔的共时语言学，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福柯对间断性的强调只是他批判主体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连续性历史是主体的基本功能的不可或缺的相关物。更何况在其他上下文中，福柯还强调文化实践中的较长时间的连续性。确实，福柯对“二分实践”感兴趣，但这只是服务于福柯探讨人类成为主体的客体化模式的历史这一整体目标。

与贝蒂特一样，Ｆ。沃尔把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同起来，断言在结构主义名义下有组符号的科学，符号体系的科学。

但与贝蒂特不同的是，沃尔对符号的结构主义作了宽松理解，他并没有进一步断言，符号科学的实践要求被分析客体的结构严格符合语言的结构。而是认为，符号是结构主义中绝对的决定性因素，符号使得我们有可能对被分析客体进行结构分析。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结构主义。福柯对语言的消失（话语的返回）和返回（话语的消失）的说明密切相关于他对符号和含义的说明。然而，就语言的消失而言，福柯不能清楚地说明表象（１７和１８世纪古典认识型的特征）和含义（始于１８世纪末现在正接近灭亡的现代认识型）之间的差别。

沃尔还指责福柯看不到表象和含义是相互排斥的，尤其是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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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符号具有差异的本性，从而也把握不了语言的系统结构。

于是沃尔认为福柯已经走上了结构主义道路，但尚未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以为福柯不仅不是结构主义者，而且从未走上这条道路。只管沃尔正确地指出，福柯没有使用索绪尔的差别概念，但这种读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对福柯作符号学读解并且断言认识型包含着一种符号学，只是依据基础概念和内在秩序，而不是依据散布性和外部性。实际上，福柯认为，并不存在基础概念、起源和所有词音（ｓｉｇｎｉｆｉａｎｔｓ）可以最终指称的先验词义（ｓｉｇｎｉｆｉé）。

如果没有词义，也就不存在符号，于是认识型与索绪尔的符号概念世界风牛马不相及。

结构的结构主义把结构当作结构主义的决定性特征。

Ｊ。

皮亚杰在《结构主义》中提供了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鉴于贝蒂特和沃尔把他们的结构主义分析分别建立在语言学和符号学基础上，皮亚杰则建立在包括语言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在内的一组科学之上。其结果是剥夺了符号概念在结构主义概念中的任何决定性作用，皮亚杰在自己的结构主义定义中并不参照符号。皮亚杰结构主义关注结构，认为结构是一个由多种转换规律组成的整体，它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节性这三个基本属性。

显而易见，整体性是各种结构都具有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能还原为其组成因素的特性。

结构是转换的系统，而不是静止的形式。

结构的第三个基本属性是能够进行自我调节。

结构易于变化，能自身调节，这表明结构的转换规则产生的结果以及使用的因素都内在于系统。在《结构主义》结尾处，皮亚杰指出，福柯的认识型概念初看似一个结构主义观念，因为它谈到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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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严格的认识论结构的发现，这种结构表明特定时期的基本科学原则如何相互联系。

但遗憾的是，在贯彻这一计划时，福柯的方法不够科学，福柯并没有为这一计划提供一个适当的方法论，而是依靠直觉和即兴思辨。福柯的认识型根本不是转换体系，他的结构主义可以恰当地称作“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X　I　　　　。如果我们象皮亚杰那样基本上把结构主义看成一种科学认识论，那么福柯并不是结构主义者。

在形而上学（而非科学）含义上，德里达对结构的结构主义作了较为宽松的定义。他认为结构主义是尼采含义上的与酒神相冲突的日神因素，日神精神是节欲、禁欲和正义的精神，它要求对个体的界限进行严密监视，让个体想到神圣的普遍准则，表现出量度、秩序与和谐。在德里达看来，日神形式主义含义上的结构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文化密切相关。这种结构主义偏心于或者受制于一种光的隐喻，正是这一光的隐喻才把日神（太阳神、光神）与尼采所说的苏格拉底的独眼巨人联系起来了。整个柏拉图哲学建立在光亮与黑暗的对立基础上，决不是偶然的。几乎所有人类思想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