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授权说出真的一切的人们的地位。例如，在西方社会，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以下五个重要特征：“真理”具体体现在科学话语的形式和产生真理的机构中；“真理”
受制于连续不断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社会贯穿着“求真意志”
；真理的话语并不是秘密，而是广为散播的；真理在少数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机构（大学、军队、写作、宣传工具）的控制下得到生产和传播；真理是一个引起政治争论的问题，是社会对抗的场所WF。在福柯看来，现在在知识分子身上必须加以承认的并非“普遍价值的代言人”
，而是与真理机构的普遍作用相关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三重特殊性：他们的阶级地位的特殊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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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反人类学主体主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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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于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与他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条件相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殊性；相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中的真理的政治的特殊性。
他们在自己领域里的“特定斗争”能影响“真”陈述借以在一个社会里被权力机制生产出来的方法。对知识分子来说，基本的政治作用并不是批判科学可能具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或弄清他们的科学实践伴随着正确的意识形态，而是认识到确立起一种新的真理政治学是可能的。问题并不是改变人们的“意识”
，或者他们头脑中的一切，而是改变真理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机构秩序。问题并不是把真理从每个权力体系中解放出来（因为真理本身早已是权力）
，而是使真理的权力偏离它目前在其中发生作用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霸权形式。
因此，很有必要依据“真理”和“权力”
（而非“科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WG。实际上，早在１９７２年３月４日与德勒泽的对话中，福柯就描述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命运。每当事实变得不容置疑时，每当只允许说皇帝的新装漂亮时，知识分子就会遭到排斥和迫害。以那些被封住口不准说出真理的人们的名义，知识分子却要向那些仍需弄明白真理的人们谈真理：知识分子是良心、意识和雄辩WH。紧接着，福柯指出，在“五月风暴”后，知识分子发现群众不再需要他们来获取知识：他们很有知识，没有幻觉；他们比知识分子更有知识，能确实地表达自己。然而，有一种权力制度却阻碍、禁止并消弱这种群众知识，它不仅存在于明显的审查权中，而且难以捉摸地渗透到整个社会网络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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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
识分子本身就是这一权力体系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不再是为了表达集体性的僵化真理而或多或少地站在斗争前列或旁观，而是参加斗争去反对种种把他们转变成“知识”
、“意识”
和“话语”
等领域中的对象和工具的权力形式WI。在发表于１９７３年５月２６日《解放报》上的会谈中，福柯又指出，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是去塑造工人的意识（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存在）
，而是允许这种意识进入信息系统（而非生产系统）
，并参与流通。在镜子作为透射工具的含义上，知识分子象镜子那样起作用。知识分子的知识总是部分地相关于工人的知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理论并不表达、说明或用来应用于实践，理论就是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符合的可能性。
而福柯把历史事件区分为三个特殊秩序：话语、社会和机构实践以及具体体现在社会领域内的种种影响，认为这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非符合的关系，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原则。
福柯同意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是一个局部的和地区的并非总体化的实践。这是一种反对权力的斗争，旨在揭露和摧毁最为隐蔽和阴险的权力。德勒泽回答说，正是这样，理论确实象个工具箱，为了任何有用的目的而随意使用工具。与权力正好相反，理论并不总体化，理论本质上反对权力，理论是一个增殖工具，并且也使自身增殖WJ。福柯后来在《权力和策略》中，也采纳了德勒泽的观点，认为“理论作为一个工具箱”意味着：首先，被构建的理论并不是一个体系，而是一个工具，并相关于权力关系的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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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逻辑和权力关系周围的斗争的逻辑。其次，只有在对特定境遇进行反思（它的某些方面必然是历史的）
的基础上，才能一步步贯彻这种研究。
W K 在《肉体权力》中，福柯指出，知C识分子不再起顾问的作用。知识分子能做的就是提供分析工具，在目前，这是历史学家的基本作用WL。在《牢房的折磨》中，福柯进一步认为他的所有著作都是工具箱。如果人们想打开它们，那就使用一个句子、一个想法、一种分析，作为一个旋凿或一个扳钳，以便摧毁、消弱和破坏权力体系。而在《关于工具箱：Ｍ。福柯》中，福柯把自己描述为“工具的销售者，处方的提供者，症状的记录者、计划的制作者和测量员以及武器的制造者。”
W M还是回到两种知识分子的话题，看一看萨特和福柯在这个问题上各自具有什么观点。二战后几年内（１９４——１９４７年）
，人们普遍期望社会进步和革命，期望民主重建和复兴。
在法国，以萨特、梅洛—庞蒂和西蒙。德。波伏瓦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对此抱乐观态度，并且充分确信自己能对社会自由的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认为自己的理论能在塑造西方社会的政治未来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４０年代中叶，萨特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确定知识分子的作用。在１９４７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后来收集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是１８世纪含义上使用“文学”这个词的，即包括哲学、历史和文学。依据二战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和人们对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渴求，萨特重新考虑了写作的本性和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由于知识分子为战争所吞没，知识分子就不能在哲学和美学的真空中写作和思考，而是要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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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当成行动，这样的知识分子算是“介入”了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并不简单地是解释世界，而且还能影响和改变世界”
，在《什么是文学？
》中，萨特用《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术语作出了论证：写作是一种行动，行动揭示了存在。
萨特认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只与某些阶级集团打成一片，站在这些集团的立场上来审视和把握种种问题，如巴尔扎克代表君主主义，福娄拜代表资本主义，左拉代表民主主义。而在无产阶级社会里，作家则捍卫一切利益。萨特对无产阶级作家的理解符合福柯对普遍知识分子所作的界定。
作家是全人类的代言人，是人类自由和价值的伟大代表。
介入政治事件的作家必须完成三个任务。首先，实事求是地估价听众，估价那些理解力较差的集团（工人、农民、基督徒等）
，以便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其次，寻求影响实际读者的途径和大众媒介，要把分散的、志向不同的听众转变成公众、读者、听众的有机统一体。只有作为公众，听众才能从被动和孤立转变成主动和团体的政治有生力量。最后，把精神共同体转变成真正的共同体。作家创造了公众，知识分子塑造了革命大众，观念塑造了现实，这就是普遍知识分子的基本假定。从萨特用来谈论他与公众的关系的短语中，我们就能看出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权力：“知识分子牵着读者的手，直到他们能看见为止”
、“我们必须提醒他们”
、“让我们教会他们”
、“让我们引导他们”等等。
萨特的理论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局限性。首先，一方面他坚持认为所有个体在本体论上都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说只有知识分子才实际上是自由的。其次，他没有从认识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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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验证知识分子的优先地位、知识分子的代表性。最后，由于民众力量从来没有机会发表言论，因此人们从未知晓知识分子的见解是否正确。
类似萨特，福柯也把知识与权力、知识分子与意志联系起来了，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反对萨特般的普遍知识分子，以赞成特殊知识分子。具体说来就是把分析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境遇中（在其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实践中与听众密切结合起来，话语蕴函于行动）
，只揭示特殊境遇所固有的统治样式，而不是塑造一个“开放社会”。
福柯把两种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是很重要的。福柯的方法能用来识别存在主义知识分子定义中所固有的困难，它以尼采般的方式消弱了有关真理、写作和哲学家的传统的西方社会的假定，它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展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然而，福柯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在区分普遍和特殊知识分子时，福柯并没有分析使得特殊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条件，他并没有提及在整个社会（工厂、医院、政府部门、军队等）中传播知识分子作用的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所发生的变化。福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持一种多元论：如果知识分子被剥夺了总体化理论，而专注于限定机构的边界，那么看来政治抗议也必须局限于个别问题、局部事件。为了支持点点滴滴的改良主义，我们必须抛弃一般的社会变革。福柯认为权力并不产生于中央集权国家，而是散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拒斥普通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