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时间心理学- 第43部分

谷歌“搜索引擎和使用者体验部”副总裁、执行官玛丽莎·迈尔（Marissa　Mayer）自述：

我不认为自己的信息超负荷，我甚至喜欢它。我用Gmail作为我的个人E…mail。一天15~20封E…mail。但是我工作的E…mail，我每天要收到700~800封，我需要信息交流的快速度。我用马拉松电子邮件和别人及时交流，有时在星期六或星期天。我会坐下来一口气发10~14小时的E…mail。

我对速度很敏感。例如，在使用硬盘数字录像机时，我觉得自己把生命中很多时间都浪费在看那个“请等待”的信号了。我特爱我的手机，但当你接电话说“喂，喂”时，它总会有1秒的耽搁。

我曾经尝试找出怎样使时间由非生产性的变成生产性的。如果我开车到了某个地方，我会打电话与我的家人或朋友联系。或者当我在排队等候的空闲时间里，我会摸出手机，把某些事办好。

平均每周，我会有70个左右的会议或晤谈，可能一天要工作7~10小时。星期五的6点左右，我会去旧金山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以上案例中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中都是顶尖人才。很难想象他们中的谁比谁更成功，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待时间的态度大不相同。你觉得哪个人把时间用得最为明智？谁的一天与你的一天类似？谁的一天是你最想拥有的？这些使你感觉怎么样？你的回答能判断你的时间观类型。

如果你是一个未来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玛丽莎·迈尔的描述会使你产生共鸣。她是成功的美国人生活的缩影。她通过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工作达到了她的目标。她每天承受着接收电子邮件的沉重负担和长时间的工作，是她骄傲的徽章。她用“数字”描述她的一天：接受E…mail的数量、工作的小时数以及等侯的秒数。她的每周、每天、每小时、每分钟都是被计划好的，包括每一秒都被计算在内。对她来说，无产出的时间就是浪费的时间。“时间与动作”的信奉者泰勒将为玛丽莎而感到自豪。

如果你是一个现在导向的人，我们期待着你能认同温顿·马萨利斯。他也是一个美国人成功的典范，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能为追求“未来”目标长时间地工作，而是因为他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现在”的音乐中。温顿说他的一天都沉浸在爵士乐的激情当中，因为爵士乐，他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即时即兴的。他是如此地沉浸于自己的“激流”中，以至于他懒得去学那些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器具和技能，比如电脑、E…mail、日程规划等。然而，他那经过长时间练习而打磨出的才华，却能使他有资格去雇佣别人去处理他的约会、E…mail和日常生活中与未来导向有关的其他各种杂事。

比尔对时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风格的，介于温顿和玛丽莎之间。像玛丽莎一样，比尔会工作很长时间，并且将他的一天用数字来描述。但是与玛丽莎不同的是，比尔能有意识地用点时间使自己脱离那个“死板的工作流程”，而由此他就像温顿一样，通过练习他的瑜伽进入自己的“激流”中。对于比尔来说，技术是必需且极为有用的工具，但是它仅仅如此。技术（包括为技术而投入的时间）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生命活动和商业活动就像马拉松长跑。就像第一个跑完马拉松死去的那个希腊勇士一样，所有人和许多商业公司都会死在这场长跑的终点。无论如何，在现在与终点之间，你能做一些新的事情，但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或必须做。评估你如何处理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你今天想要什么？明天想要什么？你如何平衡它们？季度收益确实重要，但待在监狱外边也同样重要。只关注现在会导致我们走向个人破产，而只关注未来会鼓励我们把新东西、新发明看得比简单的享受和快乐更重要。回顾那些我们在第5章介绍的成功的中层管理人员，他们说，尽管他们有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们的个人生活都是空虚的。谁想把这些写在自己的墓碑上？问一下自己你今天想做什么？你如何分配这个周末的时间？不要问你今天必须完成什么任务，或者在花点时间享受之前还必须承担什么义务。要不断地问自己这类大问题：我从自己的生活中真想得到什么？我所做的能否使我得到我所要的？达成目标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时间的政治

作为社会中的人，在礼节性的交谈中我们会避免政治辩论，我们只在那种能够承受激烈争斗的人际关系中来进行政治辩论，或者与那些我们想疏远的人进行政治辩论。如果你像我们一样，你也是慢慢学会这样做的，但有时候你还会忘记这样做。毫无疑问，你还忘了一个热烈的政治　“辩论”，请想一想人们在政治方面的两种极端表达。第一，“他们真相信它吗？”——他人信念的背后隐藏着坏想法，常使我们困惑又沮丧；第二，“他们怎么连这样清楚的事都看不到呢？”——他们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甚至可能是疯狂的。

我们也会想：经过了我那样中肯的详细阐述之后，他们怎么就看不到我观点中的逻辑性和道德性呢？如果有人能给我们摆清事实，我们一定会采纳他的观点。而且，我们会满怀感激地那样做！终于，我们会为对手的天真幼稚（假如我们不说他们是愚蠢透顶的话）而惊讶不止，因为他们对我们英明而又正确的观点一直无动于衷。当然啦，他们对我们也抱有同样的想法。

为什么政治辩论总是没有什么成效呢？虽然，几乎没人对这个课题做过研究，但我们认为，时间对政治议题和政治争辩的效应尚未被人们认识到。理解这个效应，就能让我们洞察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政治观点，也可以提供解决冲突的机会。

时间观冲突是政治运行的核心。1979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摩司·特维斯基（Amos　Tversky）发表了一个简单而有趣的研究报告：如何看待现在和如何期待未来这两个因素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为了说明他们的前景理论，　他们要求被试想象在抛硬币赌博中输掉了100美元赌注。你选择正面，结果它是反面。那个赢了赌注的朋友提议再赌一次，赌注是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又喊错了，你就欠你朋友200美元了。如果你接受，但喊对了，就抵消刚才输掉的100美元，不欠朋友一分钱了。如果你愿意赌第二次，欠200美元和一分不欠的概率各有50％。因此，第二次赌博的期待效益就减少了100美元，而这正是你刚才第一次赌输后欠你朋友的钱数。因为接受和不接受第二次赌博的期待后果都是同样的（减少100美元），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但现实中，就有不同了，你更可能接受第二次赌博。和承受真实损失的100美元相比，你更愿意去冒险损失200美元。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赌输了第一次，你损失了100美元。未来的情况会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每一种出现的概率都一样。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人们宁愿去冒险也不愿承受确切的损失。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话来说，在损失的情况下，人是寻求风险者。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第一次赌博你赢了100美元。你那输钱的朋友叫你翻倍或抵消。如果你接受第二次赌博，有50％的概率你会赢200美元，50％的概率你什么也赢不到。期待的可能后果又是相同的，即100美元。因为新赌局的期待效益等同于你之前赢得的价值，你应该有同样的可能性去接受或拒绝新赌局。理论上，你接受或拒绝第二次赌博的可能性没有不同。现实中，你又表现出不同了，你更可能拒绝第二次赌博。

在这个例子中，现在的情况是你从第一次赌博中获益了，赢了100美元。将来的情况包含两种可能的结果，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还都是一样的。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表明，在收益的情况下，人一般都是规避风险者。这意味着，在有了确切的收益之后，人就会避开风险。

在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中，他们创造了一个虚拟情境，在该情境中，人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比如，他们知道他们刚刚赢了或输了100美元。“赢家”和“输家”面临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选择。尽管有这种不确定性，但人们知道未来仅有的　“正面或反面”　两种可能后果的精确概率。他们也知道这两种后果的结局。如果他们拒绝再赌，他们的状态就不会改变。如果他们愿意再赌，他们的结局将会比开始第二次赌博前或是再多100美元，或是更穷。

在生活中，决策是很少能如此清楚的。某一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赢家就想去冒险，而第二天我们觉得自己是输家就不想再冒险，即使我们的客观情况可能没有变化。我们现在的状态依赖于我们如何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构建未来。透过时间观这个镜片，我们框定了自己的现在。通过时间观，我们框定了自己。结果，我们有可能把某一天框定为赢了的一天或输了的一天而作出某个决策。

在这两位研究者所做的研究中的未来与现实生活中的未来还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很少会面临一个接受或拒绝某个提议的简单选择。我们的决策很少会产生只有两种可能后果的情况。我们也很少会知道产生那些后果的精确概率。在生活中，即使是很简单的决策也会产生多于两种的可能后果。我们被迫构建自己的未来。我们可能会模糊地意识到那些概率，但我们几乎不会知道。在生活中我们重构过去、解释现在和构建未来的方式，影响着我们框定现在和我们对未来形成的期待的方式。

有经验的选民都知道，投票简直就像赌硬币一样。和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研究不同的是，参与者对现在和未来有很健全的知识。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选举决策，它被情绪、宣传虚假信息和不确定性的因素包围着。政治家、政党和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会同情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