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位，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在结合与分离、独立与依赖、物种与个体这些生与死的辩证运动中存在着相互敌对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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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敌对倾向不是因为某种新要素的侵入而产生的，而是由于同样一些本能过分发达过分“肥大”造成的；而在生物水平上，这些本能本来是和谐地结合得好端端的。建构了一切生命的那些本能，同样也建构起人类家庭。作为家庭之内核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使作为生命本质的那种相互依赖的结合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与此同时，它也使作为死亡本质的个体独立性有了一种新的方式。人类家庭是由爱的一种更紧张。
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反过来它又创造了死的一种更紧张的方。
式。
儿童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在他心理中形成了种种矛盾冲突，他对这些矛盾冲突所作出的反应是焦虑。焦虑既是对死亡的逃避又是对死亡的体验。根据精神分析学的看法，童年的焦虑有一漫长的病史，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婴儿的出生。在出生的那一刻，生与死正进行着紧张的拼搏，婴儿此时的焦虑，为尔后焦虑爆发时伴随产生的生理感觉和神经感觉这种综合症状提供了模式。
奥托。兰克走得如此之远，他竟断言，儿童出生时的创伤性体验是尔后产生神经症的原因。弗洛伊德则并不把人类特有的焦虑和神经症归咎于出生创伤，而是把它归咎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人类家庭中养育的儿童，会像遭受出生创伤一样地遭受到精神上的创伤，这些精神创伤因而必然会在种种不同于出生时那些生物学作用的情境中重新引发出焦虑综合症来。
［７］
纯粹生物性的生产行为不仅注定了有机体必有一死的最终命运，而且其本身就既是婴儿的诞生又是胎儿的死亡。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出生又是与赋予婴儿以个体性的母亲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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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意义上的分离。这种心理创伤的原型，这种需要却又不能够找到母亲的体验，则是一种心理上分离的体验。由此而产生的焦虑，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乃是“与保护他的母亲相分离的焦虑”。
［８］儿童最大的心理创伤莫过于阉割焦虑。这种焦虑，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也是害怕与母亲分离，或者毋宁说，是害怕失去那可以在交媾行为中与母亲替身重新结合为一体的工具。
［９］进一步讲，所有这些分离均被体验为死亡的威胁；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在焦虑中自我所害怕的，“本质上是被推翻和消灭。”
［１０］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没有这样说，但他对焦虑的分析却证明：在焦虑与死亡本能之间有一种紧密而深邃的联系。焦虑是对分离、个体性以及死亡等种种体验所作出的反响和回应。儿童在母亲怀抱中经历和体验了一种新的、紧张的结合方式、生存方式和爱的方式，他必须同样也经历和体验一种新的、更加紧张的分离方式、个体性方式和死亡方式。
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当自我面对自身里比多所提出的过多需要时，创伤便宣告形成。
［１］在人类家庭中，爱欲朝向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同时也就导致死本能向着新的更高的水平扩展。正因为儿童是如此爱他的母亲，他才把与母亲的分离视同死亡。其结果，那本来在生物学水平上只能经历和体验一次的出生与死亡，在人类心灵的水平上却反复不断地经历和体验，从而儿童完全可以如圣保罗那样宣称：“我每天都在死亡。”
由于无力接受分离、接受个体性和接受死亡，人所采取的一个步骤便是把死亡爱欲化——赋予病态的死亡愿望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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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赋予病态的渴望回到出生（分离）之前的胎儿状态、回到母亲子宫中去的愿望以活力。
弗洛伊德分析阉割情结时，认为它是对失去可以与母亲子宫的代用品重新结合的工具的恐惧。这一分析的内在含义不仅是暗指在幼儿的俄狄浦斯情结中隐藏着病态的、退行性的死亡愿望，同时也是暗指在成人对生殖器的使用与安排中隐藏着这种病态的、退行性的死亡愿望。因此，正像弗洛伊德经常指出的那样，在选择妻子的时候，我们实际仍然是在寻找自己的母亲；而在性交行为中，“阴道实际上成了母亲的子宫。”
［１２］
费伦奇在《塔拉莎》一文中，曾大大发展了这种对性交所作的分析，说它是旨在“以生殖器的方式重建子宫内的处境”。然而他的这种分析却没有阐明这种“退行性的子宫倾向”所具有的病态性质。因此，在我看来，他也像弗洛伊德一样［１３］，错误地和不合法地把这种倾向投射和扩展到所有有机生命身上。无论如何，在人类身上，这种特有的里比多集中于生殖器区域——集中于儿童的生殖器阶段以及成人的生殖器结合——的现象，乃是由退行性的死亡本能发明出来的，它反映了人无力接受死亡、分离和个体性的心理事实。在同一篇文章中，费伦奇超越了弗洛伊德，他证明了童年性欲的更早的阶段——口腔阶段和肛门阶段——同样也受到这种退行性趋势的支配。
［１４］在最早的幼儿时期，里比多特别地集中于口唇，高度地投注于吮吸行为——这种情形是由无力接受与母亲分离造成的，是由退回子宫的幻想支持的；而肛门阶段则涉及为了恢复与母亲的结合而象征性地把粪便作为一种巫术工具（ａｍａｇ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加以操纵。因此，性欲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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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方式，无论是前生殖器阶段还是生殖器阶段，都显得是由焦虑，由对死亡的逃避和赴死的愿望建构起来的。里比多在生命中的分布要想不与死本能相对抗，只有在多形态的性反常中才能办到。
无力接受死亡不仅激活（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了退行性的死亡愿望，而且败坏了爱欲并使幼年的自恋工程背上了逃避死亡的负担。本能的矛盾冲突使童年时代处于它徒劳无益地想要战胜和克服的越来越严重的二元论冲突之中，直到最后，经过最后的最大的挣扎拼搏，它终于承认自己被打败，承认自己已遭受永久性的创伤。在这个二元论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些步骤，死亡本能正是通过这些步骤才转变为一种积极主动的否定性原则。
第一个阶段是口腔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不仅发现婴儿的嘴在母亲乳房上的爱欲活动是婴儿最重要的活动，我们还发现婴儿既需要母亲的乳房却又找不到母亲乳房时的焦虑。因此弗洛伊德说：这个阶段向我们揭示出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
［１５］正是在这个阶段上，儿童形成了他那纯粹的快乐自我的宏伟计划，他醉心于在爱和快乐中与世界结合为一体。但是，这一纯粹的快乐自我之得以建构起来，却是与最初的压抑作用开始形成分不开的。这一压抑作用采取了拒斥外部世界、把一切痛苦的事情统统投射给那个被拒斥了的外部世界的形式，它否认这一外部世界的存在。
［１６］从而，最初的肯定（纯粹快乐自我的构想）即伴随着最初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压抑作用的原型（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
，但按照弗洛伊德（以及黑格尔）的说法，它同样也是死亡本能的显现。
［１７］因此，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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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上，自我的无力接受分离导致了这样一种结局，即把那促成分离促成个体生命的本能力量转化成一种与现实相分离、否认现实、压抑现实的精神力量，其结果便使儿童在爱中与世界结为一体的自恋构想背负上一种不现实的、使自己成为自己的整个世界的构想（即许多哲学家退缩到其中的唯我主义）。
在弗洛伊德所说的第二个阶段即肛门阶段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转变为主动与被动的二元论。童年的自恋倾向继续坚持其从第一阶段便已开始的否认其自身依赖性的工程，但由于现在这种依赖性已在行动的水平被体验到，儿童对依赖性的否认便成了对被动性的否认。儿童因此通过反抗的行为，通过企图把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的尝试来确证自己的独立性，就像在玩耍中那样，“现在让我们来玩游戏，让我来做母亲，你来做孩子。”
［１８］
但这种执意要将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的做法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弗洛伊德总是注意到攻击性起源于这一阶段，因此才有肛门－施虐癖（ａｎａｌ－ｓａｄｉｓｔｉｃ）
这一称呼。
他差不多认识到，正是在这一阶段，通过把被动性转变为主动性，死亡本能的向外转化开始以攻击性的形式出现。
［１９］此刻，爱欲经由其既成为母亲又成为孩子的工程，在对死亡的逃避中把已经转变为一种否定性的死本能转变成一种否定性的主动性或否定性的攻击性。
（儿童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阶段依附于肛门区，因为像我们后面将要看见的那样，同时成为母亲和成为孩子的计划不是在现实中实施而是在幻想中实施的：这些幻想必须有某种身体基地，因而便附着于身体的一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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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这个部位能够像神奇的自我的复制品一样被以巫术般的和神奇的方式加以操纵。）
在最后的生殖器阶段或俄狄浦斯阶段，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两极性被转化为男性身分与其对立面阉割的两极性。
［２０］这里，幼儿的自恋倾向继续其从前一阶段便已开始的对被动性的反抗，不过它现在却是在生物学的生殖意义上体验到这种被动性，就像孩子事实上是被一位母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