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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８１
向压抑的那一过程的记忆痕迹的影响，其决定性的作用是在与医生的关系中和在移情中，通过创造出早期冲突的新版本才得以完成的。“
［２］其次，无意识之进入意识，本身就是一个里比多过程，是指向医生这个活生生的人的一种爱恋行为：“这一挣扎过程的结果并非取决于他（指病人。——译注）的知识上的洞察——这种洞察力还没有强大得和自由得足以完成这一使命——而仅仅是由于他与医生的关系所决定的。就他的移情是一种正面的现象而言，它给医生披上权威的外衣并将移情本身转化为对医生的发现和医生的观点的信任……信任重复了它本身在起源上的历史；它是爱的衍生物，这一点看来是毋庸质疑的。”
［３］
如果精神分析所说的意识要以重建受压抑的过去为其先决条件，如果意识本身就是一种爱恋行为并且要取决于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一个新的爱恋对象，那么，要在治疗的睡椅上实现治疗的目标，其可能性便显得不可解释。因为首先，回忆要取决于重演过去的情景，而治疗时的情景又必然会限制重演过去的种种可能，从而也就必然会限制回忆的可能和治疗的可能。
［４］其次，医生在分析治疗过程中成为病人之所爱也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精神分析治疗与此前的催眠暗示疗法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这两者与远古巫师驱邪的宗教技术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
弗洛伊德本人也说，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信任（或信念、信仰。——译注）
的问题，而医生已经禀有父亲形象这一神圣光环。
弗洛伊德最初试图这样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在精神分析过程中，移情活动本身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人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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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神经症“
，并且主张治疗最终应该消除移情作用，使病人从一种受保护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５］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并且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这一点——移情作用远远没有全部消除。
［６］最明显的证据和例子就在医生本人之中，就在精神分析运动所产生的仇恨和忠诚之中。
格罗弗（Ｇｌｏｖｅｒ）
在他与克莱因（ｋｌｅｉｎ）进行辩论的时候把这一问题挑明了，他说：“在精神分析训练过程中形成的移情倾向容易在受训者身上发生并成为对训练者在理论上的健全的坚信不疑。这意味着今日众多的受训者在今后２５年中将以此理论付诸实践并使克莱因的教义得到宣传。”
［７］
进一步讲，如果移情是“早期冲突的新版本”
，治疗就不应纯粹着眼于意识而应该着眼于一种能够在行为上反映出来的内在变化。
［８］但是，什么样的变化能够被说成是痊愈呢？
从事分析治疗的拙劣之辈当然可以满不在乎地把治愈等同于对现实的适应。然而对弗洛伊德这位批判现实者来说，问题却并不这么简单。
面对实践中的两难困境，弗洛伊德在他的后期生涯中倾向于以限制移情来限制治疗者在治疗中所发挥的作用。他不声不响地收回了最初的主张，不再认为经过精神分析治疗的自觉意识必须以移情重建为先决条件；相反，他的思想发展到认为分析的职能就在于以回忆（“历史事实”）来代替其在现在的重演。
“当病人的病原性体验属于过去，从而自我能够与其保持一段距离的时候，分析治疗的工作就算是做到了家。”
［９］换句话说，对过去采取一种历史的意识已经不再有赖于今天以改变了的方式重演这一历史，而是成为它的替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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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于是回到传统的思想，相信纯粹理论与实践之间是完全分离和脱节的。他不仅暗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而且把它作为治疗方式和实践方式推荐给人们。弗洛伊德之被迫回到纯粹意识这一传统理论，乃是由于他希望避免在移情情境中出现的重演和宣泄，他因此不得不乞灵于一种超越于本能之上的自觉意识。
“医生和病人之间、理智和本能力量之间、认知和竭力渴求宣泄之间的这一场殊死拼搏，几乎完全是在移情作用的显现之上获得解决的。
［１０］因此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中他说，治疗取决于病人有无能力“超越于本能所追求的粗陋（ｃｒｕｄｅ）生活之上”。
［１］
这样，尽管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他作为一位治疗者仍然没有能够避免主张一种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ｎｇ（德语：世界观）
，而且事实上是主张以他自己个人的解决方式去解决人生的难题，即以纯粹知性的生活去解决人生的难题。这一向传统的心身二元论的复归，当然与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不吻合。精神分析的一条基本定理就是，里比多要在外部世界寻找对象，从而丧失其在外部世界的对象（自恋回缩）可以被说成是一切心理神经症的一个总体的先决条件。另一条基本定理则认为，意识本身就是本能创造出来的一个作品，它居身于本能与外部世界之间，旨在为本能在外部世界中寻找满足。
治疗理论特别是移情概念需要一种精神分析学的知识理论或至少是精神分析学的知识。
如果我们坚持最初的洞察，坚持认为行为上的重演乃是意识到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就必须设想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不存在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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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渠道。
因此被压抑的无意识能量必须首先进入外部现实，然后才能被自觉意识所觉察。
这一结论大体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关于无意识存在的假定是与意识总是指向外部现实这一常识性假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曾明确无误地表述过这一思想。在把意识定义为心理器官的外围（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ｐａｒａｔｕｓ）
，并说它形成了一个不同的系统在最靠近外部世界的地方发挥其职能和功用之后，弗洛伊德继续追问道：“当我们说‘使无意识成为意识’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排除了无意识观念可以直接从内心深处进入自觉意识的可能，提出说：“任何来自内心深处渴望成为自觉意识的东西，都必须首先设法把自己转变为外在知觉。”
他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这一假设，并且只有通过这一假设，精神分析学及其认识论才能与“所有的知识都在外部知觉中有其起源”这一定理达成一致。
［１２］
那么，无意识怎样才能“将自己转变为外在知觉”以便使自己成为自觉意识呢？如果从移情现象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问题，那么顺理成章的当然是，受到压抑的冲动必须首先在外部世界中找到现实的对象，然后才能把自己的性质显现给主体。说得通俗一点，爱（或恨）的行为会使人认识到被压抑的爱（或恨）。弗洛伊德由于对整个移情行为忧心忡忡，所以未能如我们所做的一样从移情的角度来解释他自己关于无意识要想成为意识就必须首先把自己转变为外部知觉的说法。相反，他说无意识变为意识是通过与语词的联系——“那些与相应的语词意象”。这些语词意象是外部知觉所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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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残迹；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提供这样的语词意象，使之成为把无意识与意识联结起来的链环。
［１３］如果把这一复杂的表达方式还原为它的本来意思，那么它的意思是说谈话可以发挥治疗作用，至少，谈话可以使无意识成为意识。人们能够理解弗洛伊德作为治疗者和作为一个相信纯理论可以使人生变得有意义的人为什么如此渴望拔高语词的力量（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语词是他的上帝，是他的“道”
［１４］）
，但同样人们也可以借助于弗洛伊德，轻而易举地证明语词并没有如此这般的神力。
通过语词来进行治疗的思想并没有公正地处理“动力上受到压抑的无意识”（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ｙｕ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ｄ）的奇特性，因为它“不能够以寻常的方式成为意识”
，［１５］而只能经由特殊的分析程序（包括移情）才能成为意识。即使我们承认无意识中的观念是“记忆痕迹的投注”
（ｃａｔｈｅｘｅｓ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ｔｒａｃｅｓ）
［１６］，这里所说的这些记忆也明显地不是普通的、可以经由语词联想而得以复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属于本我（ｉｄ）
中的原发过程，它们从来未曾出现在意识中，因此也从来未曾被“遗忘”过。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看到，被弗洛伊德作为动力上受到压抑的无意识的内容而发现的童年性生活，并不是真正的性生活而只是幻想的性生活。弗洛伊德生涯中的转折点是在他被迫得出结论说癔病患者的记忆是假的，“癔病症状来源于幻想而并非来源于真实事件。”
［１７］这些所谓的“记忆”
其实从未被“遗忘”
，因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它们根本从未发生过。这些记忆几乎不可能“通过与它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