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古老的窄街。几百年未曾改变，应该与塞万提斯、博马舍、拜伦、梅里美见到的没有太大差别。一圈一圈，纵横交错，一脚进去，半天转不出来。
窄街窄到什么程度？
左边楼墙上的古老路灯，从右边楼房的阳台上伸手就可以点着。但此刻天还未暗，用不着火，倒是一束斜阳把两边窗口的鲜花都点燃了，两番鲜亮，近在咫尺。等斜阳一收，路灯就亮了。
一排小桌沿街排列，行人须侧身才能通过。张张桌前座无虚席，而且人人都神采奕奕。西班牙人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于是一天也就变成了两天，现在正是同一日期下的第二天的黄金时段。他们乐呵呵地坐着笑着，吃着喝着。端走了盘碟，桌上还闪亮着透明的红醋和橄榄油。不管是阳光还是灯光，都把它们映照成宝石水晶一般。
男女侍者个个俊美，端着餐盘哼着歌。他们要在小桌边飞动，又要让过川流不息的行人，既不撞翻餐盘也不丢失礼貌，扭来扭去当作了一种自享的舞蹈。座位上的外国游人，已经从他们的腰身眉眼间寻找费加罗的影子，甚至还会猜测，哪个是复活的卡门？哪个是回乡的唐璜？
现在我已略略理解了文学大师们的地点选择。塞维利亚，因奇异的历史，因多民族的组合，因理性的薄弱和感官的丰裕，因一个个艺术灵魂的居住和流浪，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弹性。这里没有固定主题，一切都有可能发生；这里早就属于市民，互相之间不予侵凌；这里从来不设范本，人人都是艺术典型；这里的神秘不阴暗，几乎近于透明；这里的欢乐不羼假，比忧伤还要认真。
贝壳未碎
小城萨拉曼卡十分紧凑，不管你怎么走，只要找得到中间像一个方形老城堡似的市政广场，怎么也迷不了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从那里伸展出来，每次走得有点迷糊了，就再回到那里重新开始，几次下来，已熟如故土，不再有迟疑的步履。
但是，对于欧洲小城，千万不能这么套近乎。你以为已经了如指掌，实际上恐怕连边沿都没有摸着。特别是那些只给你提供一二个亮点的小城，更要另眼相看。一二个亮点，是醇化过后的简明，背后躲着大量被省略了的文章。
萨拉曼卡在市政结构上的亮点是那个广场，而在精神结构上的亮点却是大学。萨拉曼卡大学没有围墙，因此构不成表面上的中心，转弯抹角都是大学的某系某科，连城里的一切纪念品商店都在出售与大学有关的物件。
事情一与大学相连，便立即变得深不可测，更何况萨拉曼卡大学是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我曾在一本历史书上读到过，哥伦布出发远航前为了进一步熟悉与航海密切有关的天文学知识，曾特地来到萨拉曼卡，与几位博学的修士探讨，这些修士，当时好像就是萨拉曼卡大学的教授。那么，小小的萨拉曼卡，早在哥伦布时代就已经是学术研究中心，它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对辽阔的未知世界有过推测和遥望，而且懂得从天文学的高度来设计航线。
因此，它小不堪言又大而无边。
哥伦布到这里来的具体行迹当然是不可能找到参证的了，但我愿意带着冒险家出发前的心境在这些安适的街道间走走，想想安适如何怂恿了冒险，小街如何觊觎着大海。
正这么走着，我突然停步，在一个街口看到了一幢古老的巨大建筑，浑身是古朴的土黄，但满墙却雕满了贝壳！对大海的渴望如此不言而喻，又把这种渴望展现得如此气派。我连忙拉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打听，他们说，这楼就叫贝壳屋，建于十五世纪末，至今已有五百多年。我在心底暗暗一算，那正是哥伦布准备出发的年代。
贝壳屋有台阶可上，无人阻拦。进去几步就是一个洞窟般的大厅，四周古柱森然。此时已是黄昏，天色暗然，大厅古柱间更是阴气森森，像是不小心误人了一个酋长的巢穴，一个恐怖的王府，但我心里明白，这王府的名称就叫时间。大厅有二楼，是长长的回廊，那里倒是泛出一些光来，使我还能在大厅古柱间辨别物象、轻步踩踏。
左前方有了灯光，越近越亮，也开始有人，终于走进了一间有现代设施的厅室，看那文字标牌，原来是到了萨拉曼卡大学的公共图书馆。伸头一望，有不少学生在书库翻阅，至此我才明白过来，刚才穿越的古柱森然的贝壳屋，就是这个图书馆的门廊。
那么，这个图书馆也实在太排场了。
哥伦布当年一定会来到这里。萨拉曼卡大学不大，贝壳屋当时新建，他没有不来的道理。这个航海迷一见满墙的贝壳一定笑逐颜开了吧？
五百多年来贝壳未碎、古柱未倒本是一个奇迹，更大的奇迹是五百多年后它们仍不以自身的资格让人供奉，只是默默地支撑在一起做了大学图书馆的门廊，就像一代元勋已经须发皓然还乐呵呵地为孩子们看家护院。
我猜想大学当局作这番设计是要让所有的青年学生每天走一走这道门廊，但不知有多少学生能够体会，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象征。今天图书馆里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不上墙上贝壳的年岁，而贝壳还只是路标，指引着更为悠久和未知的世界。因此，灯光明亮的现代书库只是白沫一闪，人类求知的道路仍然如古柱下无灯的恐怖，老墙上对水的渴念。等着吧，当今天自以为是的学者们全部退出历史，这满墙的贝壳仍不会破碎。
欧洲文明的本性，本不在纸页间。
我的窗下
里斯本西去三下公里有危崖临海，大西洋冷雾迷茫。这里的正式地名叫罗卡角，俗称欧洲之角，因为这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点。在人们还有知道地球形状的古代，这里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天涯海角。
风很大，从大西洋吹来，几乎噎得人不能呼吸。海边树立着一座石碑，上有十字架，碑文是葡萄牙古代诗人卡蒙斯写的句子：大地在此结束，沧海由此开始。
我在石碑背风的一面躲了一会儿风，眯眼看着大西洋，身心立即移到五百年前，全然理解了当年葡萄牙航海家们的心思。海的诱惑太大了，对“结束”和“开始”说法的怀疑太大了，对破解怀疑的渴望太大了。
据我过去的阅读所留下的粗浅印象，对于近代航海事业，葡萄牙觉悟最早。那时德国、意大利还在封建割据，英国、法国还无心问鼎新的航道，而葡萄牙、西班牙的三桅帆船和其他航海技术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与西班牙相比，葡萄牙王室里又出现了一代代真正痴迷航海的专家，如亨利亲王、阿方索五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我相信葡萄牙王室的航海专家们曾一次次来到罗卡角，在这海风雨雾间思考着远行的路线。作为“热身赛”，他们已经亲自率队航行过非洲。他们的最终目标，与当时绝大多数欧洲航海家一样，都是《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的中国。
今天我在这里又找到了新的证据，罗卡角南方不远处，正是古代王室居住地。一代王朝就在这大西洋的山崖上思念着海那边的东方。海的哪一边呢？葡萄牙王室中的航海专家已有初步的判断。他们认为，应该从罗卡角向南，到达非洲海域后仍然向南，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再折向东。显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还何错之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于是，五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果然按照南下折东的路线，准确地找到了印度。他回来时，葡萄牙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他带回来的财富，是远征队全部费用的六十倍，其中宝石和香料让欧洲人眼花缭乱，一时的影响，超过了哥伦布。二十年后，葡萄牙人麦哲伦奉西班牙政府之命干脆把地球绕了一圈，但他没有回来。
然而无论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都还没有进入《马可·波罗游记》里描写的世界，这总于心不甘，于是，葡萄牙还是一心要从海上寻找中国。
我在这里看到一份资料，提及葡萄牙国王在一五〇八年二月派出一个叫塞夸拉的人率领船队到马六甲，要他在那里打听：中国有多大？中国人长多高？勇敢还是怯懦？信什么宗教？用什么兵器？有趣的是，当时葡萄牙远征船队在东方胡作非为，但国王却特别下令，不准向中国人挑衅，不准夺取中国人的战利品。显然，他对神秘的中国保留着太多的敬畏。
几年后又派出一个叫皮莱斯的人来侦探，皮莱斯的情报抄本现在已经发现，他说中国人非常懦弱，用十艘船就能完全征服，夺取全中国。
即使情报如此荒唐，葡萄牙人与中国人打交道之初还是比较恭顺有度的，中国地方官员没有国际知识和外交经验，互相都在小心翼翼地窥探。葡萄牙人先要停泊，后要借住，借住后也缴税缴租；中国官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做坏事，特地在他们的借住地外面筑了一道城墙，把握关闸大权，定期开闸卖一点食物给他们。这种情景，居然也维持了几百年，说明双方心气都比较平和。
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