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最令我心痛的是当时中国官方对第一批翻译人员的荒唐制裁,居然把他们看成是“私通番夷者”而一一处死,真是愚昧。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〇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
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古本江先生
1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才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2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
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这一切留给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论著、几许诗文。
3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边,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树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最近的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燃料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才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怕是横贯千年的大事,哪怕是连通万里的壮举,如果属于文化,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托付的决定总是写在遗嘱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着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一旦离开便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和里斯本有可能发掘出来的文化含义。
仁者乐山
1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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