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百克朗,说五十年前这家鱼店多找了五个克朗她没有退回,现在要连本带息一起归还。她一再向鱼店的年轻主人检讨:“那年月太贫困了……”。这件小事让我感动了好半天,一种延绵的诚实使过失上升为高贵。但我又想到,这位还清了债务的老妇人明天会怎么样呢?她会不会因为五十年的目标终于达到而反倒虚脱?欧洲就是这位老妇人,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我们没有理由对人家的失落漠不关心。既然在尚未失落之时已经被部分误读,那么一旦真的失落,我们就会产生双重的混乱。因此,寻找它的真实生命也就是寻找我们自己。这在文明的浅层意义上可说是“旁观者清”,在文明的深层意义上,彼此本是无形的联盟。
凭我以前的阅读印象和实地探访,朦胧觉得欧洲文明应该有一具粗犷而强悍的生命原型,有一个贯穿数千年的历险情节,有一些少为人知的秘密角落,有一堆无法追究的羞耻和悔恨,有几句声调低沉的告诫和遗嘱。只有找到了这一些,才能实实在在地安顿我们原先所熟悉的那些学说、大师和规程。
这种寻找当然不是躲在万里之外作学究式的考订,而是直奔那里,既疑惑又信赖地面对陌生的土地,叩击一直与蒙昧和野蛮裹卷在一起,又搏斗在一起的文明。
早在离开书斋出行后不久,我就在旅途中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八年前旅行过半,曾有记者问我为人为文的主题,我回答道: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
《文明的碎片·题叙》我早就说了“远远近近”,在这一件事上没有疆界。
这次从那片遥远的土地深处呼唤出来的,果然是一些早想谛听的本真之音——开头应该是一次山崩地裂的毁灭吧,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毁灭是历史的删节,厚厚的火山灰下还埋藏着重现的可能,不能重现的是智者的灵魂。那位智者曾向中国投来最初的问询,于是毁灭中又多毁掉了一项万里宿命。
毁灭后的复兴除了需要穿越时间外还要穿越大量的人格灾难,因此一声声横贯历史的欢呼中浸泡着太多的叹息和抽泣。那座结束了中世纪的城市把辉煌交付给整个欧洲,自己只卫护住了受屈的儿子们,不再作声。它引诱出了辽阔地面上无数美妙绝伦的音符、诗句和色彩,但这一切同样几乎一无例外地被蒙昧和野蛮所包围。此时听得最清晰的,倒是南方海岸边流浪者们扬帆远航的起锚声。这声音终于使欧洲明白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使一批批智者在中欧的森林城堡间深思起来,而一次次变革又从西欧的河滨街市间轰传世界。智慧和欲望既带来了市嚣又带来了战尘,最终在一次次毁灭和复兴的轮回中带出的,却是平静。
然而最大的平静还属于北方雪原。那儿曾把海盗们的血腥嘶叫无数次输入欧洲腹地,带回来的却是教堂宽厚的钟声。雪原上的海盗们终于震动,开始年年在火山熔岩间窥探法律和秩序,最后正是他们,以自己的脱胎换骨证明了文明的力量。
……
由此可见,欧洲文明虽然至今还深沉于中部、灿烂于西部,却以既不深沉也不灿烂的南部和北部为命脉。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伟大的出发而留下灼热的荒凉;而北部,总是因为一次次由人性俘虏兽性、由文明收编野蛮的人格大战,留下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溯风疆场。
所以,在这本书里,我把欧洲文明重新推到艰难自立的原野上,而把读解它的钥匙孔,放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火山熔岩旁。
任何一种文明都会由于多种原因而自我迷失,只有把它们放回到与蒙昧和野蛮交战的第一线,才会临阵清醒,不断地重新体验自己的文明本性,并与其他文明沟通。这也体现了我们与亨廷顿教授的基本分歧: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我们需要呼吁的是,这些文明如果真正称得上文明,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一定有共同的敌人。
那么,即便是与欧洲文明有着太多历史恩怨的中华文明,也不会一味执着于各个文明之间的冲突来谋求自我复兴,它正在渐渐明白,自我复兴的主要障碍是近处和远处的蒙昧与野蛮,因此更需要与其他文明互相探究、互相学习、互相提醒,然后并肩来对付散落处处的憧憧黑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对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的多方面比较,突破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两极方位,而是一直保留着更庞大的第三方位,即一切文明的对立面。为此,中华文明愿意以更谦和的态度来体察欧洲文明的甘苦冷暖,并虚心求教,不管欧洲文明什么时候也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文明。
二〇〇一年二月三日,于香港。
南方的毁灭
1我到庞贝古城废墟,已经是第二次了。奇怪的是,两次都深感劳累。平平的路,小小的城,却累过跋山涉水,居然。
开始还不大在意,后来,当腿脚越来越沉重的时候停步寻找可坐下的地方,突然想起,上次也在这里找过。岂止这里,举头朝前看,一段段路全是最疲倦的图像,一颠一颠地晃动在前年和今年的阳光下。
想来想去,唯一的原因是,心累。
心累,不是累在废墟,也不是累在死亡。庞贝古城被火山灰掩埋,发生在公元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今已经有一千九百多年了。一千九百年下来,即便从来没有遇到过火山爆发的城市也都变成了废墟,因此很难再让我们劳于愁思、累于感慨。
但是,有一种震撼却穿过一千九百多年的时间直接抵达我们身上,而且显然还会震撼下去,那就是人类群体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集体死亡、霎时毁灭。
日常生活中的单个死亡、渐次毁灭各有具体原因,而庞贝则干净利落地洗掉了一切具体原因。不管这个人是否心脏有病,那幢楼是否早有裂缝,也不管这家浴室主人与邻居有百年世仇,那两支竞技队的彼此积愤已千钧一发,全部一笔勾销,而且永远也不再留有印痕,一起无病无缝无仇无愤地纳入死亡和毁灭的大网,不得逃遁。因此,走在庞贝废墟间,每一步都牵连着最纯粹的死亡和毁灭,不再羼杂,不再分解,不可躲避,不存侥幸。任何游客既是旁观者又不是旁观者,都在暗暗设想、悄悄移情。
世上也有另一些集体死亡、霎时毁灭的情景发生,例如地震、海啸和我这次出发前刚去过的日本广岛当年突然遭受原子弹袭击。这类情景,毁灭得过于彻底,使人难于作毁灭前后的直接对比。庞贝的毁灭独独是由于火山灰的堆积,连火山熔浆都未曾光临,于是千余年后发掘出来,竟然街道、店铺、庭院、雕塑一应俱全。不仅如此,街石间的车辙水沟、面包房里的种种器皿、妓院里的淫荡字画、私宅中的诡异秘室,全都表明人们刚刚离开,立即就要回来。谁知回来的却是我们,简直是仙窟千载、黄粱一梦。
博尔赫斯有诗写道:那是个幻象人类对黑暗的共同恐惧把它强加在空间之上它突然停止当我们觉察到它的虚假就像一个梦的破灭破灭在梦者明白自己在做梦的时刻博尔赫斯并不是在写庞贝,他只是在写黑暗突临的黄昏,对比于刚才和明晨的日光,分不清究竟何时是破梦时刻。
正是对这一切的体验和思索,使我们劳累。
2使我久久驻足的是那两个剧场,一大一小。大剧场是露天座位,我算了一下,可容四五千观众;小剧场有顶盖,可容千余观众。这两个剧场和一座神庙组成一个结构紧凑的建筑群,外面有广场和柱廊。广场上的树现在又长得很大,绿森森地让人忘记毁灭曾经发生,只以为剧场里正在演戏,观众都进去了。
在欧洲戏剧史上,我对罗马的戏剧评价不高,平素在课堂上总以罗马戏剧来反衬希腊戏剧,以说明一种伟大艺术衰落之后所产生的诸多特征。但是站在庞贝的剧场,我就不忍心这样想了。他们当时在这里演的,有塞内加的罗马悲剧,也有米南德的希腊喜剧;有很世俗的闹剧、哑剧、歌舞剧,也有一些高雅诗人戴着面具朗诵自己的新作。今天我在两个剧场的环形座位上方分别走了一遍,知道出事那天,这里没有演出。
灾难发生的时候是中午。在缺少安全光源的时代,夜间演出不多,更多的是下午。那么如果灾难来得晚一点,这儿可能出现台上台下混成一体的真正大悲剧。从大剧场观众席上支撑遮阳大篷的柱桩遗迹看,坐在这里看戏的观众会比街上的市民晚一点发现云色的变化、灰潮的飞泻,因此也就迟一步感知灾祸的将临。但一旦发现和感知,状况将更加凄惨。
那么,这儿也许有点象征意义?艺术文化无力抗拒灾难,却能让人们获得暂时的精神躲避或心理蒙蔽,然后立即惊醒,撕肝裂胆。艺术也好,文化也好,有时为了完整呈现不得不暂时与街道隔开,但是能隔开多远多久呢?我不知道庞贝城里当年有没有几个自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孤独精英,可惜即便有,也早已彻底地同流合污,谁也找不出他们来了。
我们说那天出事的时候没有演出,是因为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们在清理火山灰的凝结物时没有在这里见到可认定为观众的大批“人形模壳”。什么叫“人形模壳”呢?当时被火山灰掩埋的人群,留下了他们死亡前的挣扎形体,火山灰冷却凝固时也就成了这些形体的铸模硬壳。人体很快腐烂了,但铸模硬壳还在,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一旦发现这种人形模壳,就用一根管子把石膏浆缓缓注入,结果剥去模壳,人们就看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连最细微的皮肤皱纹、血管脉络都显现得清清楚楚。这个办法是当时庞贝古城挖掘工作的主持者费奥莱里(G。Fiorelli)发明的,使我们能够看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