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行政长官的国际地位，相当于各国总统，但只任期半年，不得连任，每月薪金只有五美元，因此也很难连任。如果被选出的人拒绝上任或半途离任，却要承受巨额罚款。上任时仪式隆重，当任长官长袍圆帽，佩戴勋章，在鼓号乐队的簇拥下全城游行。
这些奇怪的规定，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政治理念，保存在一个小国中就像保存一种标本，值得珍惜。
我最感兴趣的是在全国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女生和盲童的作用。他们早早地懂得，越是处理复杂事务，便越是需要动用孩童般的单纯。
现在国际间的政治运作还在日趋繁复，有些地方更是纵横捭阖、黑幕重重，但是无论如何，那些疲惫不堪、挥汗如雨的操作者，都无颜面对圣马力诺的女生和盲童。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盲童呢？若让一个孩子封目抽签，办法很多，何必真盲？也许有一个传说故事？对此，我还要打听，还要思索。
3再大一号的小国是列支敦士登，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中间，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大约是北京市的百分之一。
列支敦士登的首都叫瓦杜兹，最明显的标志是山巅危崖上的一个王子城堡，当今皇家住处，瓦杜兹就在危崖脚下。其实这个首都只是干干净净一条街，齐齐整整两排楼，在热闹处敞开着几十家店铺。
一进店就知道这里富裕，价格足以说明一切。
小国多是邮票大国，列支敦士登也不例外，很多商店都有卖。刚一打眼就看上了，印得实在精美。连对集邮兴趣不大的我，也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王室成员婚礼和王室收藏的鲁本斯绘画各一套，又配上几套杂票，结算时价格不菲，才知轻重。
我很想用步行方式把整个首都快速走完，便不顾一切地急速迈步了。路上新旧建筑交杂，无论新旧都很见气韵。相比之下，邮票大厦最有派头，这与经济收益有关。大厦廊厅边上见到一些信箱，联想到列支敦士登为了吸引外资，制订了极其方便的公司注册的规则，甚至连房子地址都不要，只须申请一个邮政信箱即可。这事对我有点诱惑，心想何不轻轻松松开办一家注册在列支敦士登的文化传播公司，然后再在国内找个公司搞中外合资。刘璐、温迪雅、王多多她们都跃跃欲试，但一想山高水远也就哈哈一笑不当真了。
我终于找到了做过首相府的那栋楼，现在是一家老式旅馆。做首相府那些年，法院也在里边，而且我还知道，地下室是监狱。
这些知识，都来自于一个未被查证的传说。
那天晚上，副首相被一要事所牵，下班晚了，到大门口才发现门已被锁，无法出去。他敲敲打打，百般无奈。地下室上来一个人，拿出钥匙帮他开了门。副首相以为是开门人住在地下室，一问，谁知这是关在下面的囚徒。
囚徒为什么会掌握大门钥匙？是偷的，还是偷了重铸后又把原物放回？这不重要，副首相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囚徒掌握了钥匙为什么不逃走？于是他就当面发问。
囚徒说：“我们国家这么小，人人都认识，我逃到哪儿去？”
“那么，为什么不逃到外国去呢？”
囚徒说：“你这个人，世界上哪个国家比我们好？”
于是他无处可逃，反锁上门，走回地下室。
这件事听起来非常舒服。
4这些袖珍小国中最大的一个是安道尔，四百多平方公里，不到北京市的三十分之一。
都德曾经说过：“你没有去过安道尔？那还算什么旅行家？”这样的口气我们都知道要反着听。表面上好像在说安道尔是非去不可的国家，其实是用夸口的方式提出了要成为旅行家的至高标准。因此反而证明，安道尔在他的时代很难到达。
当然很难。从法国到安道尔，必须翻越比利牛斯山。这中间要穿峡谷、爬山顶、跨激溪，即便是被称为“山口”的地方也要七转八拐地旋上去。我们去时，已在下雪。
安道尔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一直被它们争来夺去，十三世纪开始向它们进贡。我对于七百年不变的进贡数字很感兴趣。
安道尔每逢单数年向法国进贡九百六十法郎，相当于一百多美元；双年数则向西班牙进贡四百三十比塞塔，相当于两个多美元。同时各附火腿二十只，腌鸡十二只，奶酪十二块。直到今天仍是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山民走亲戚。不知作为发达国家的法国和西班牙，以什么仪式来迎接这些贡品？
我觉得应该隆重。因为现代社会虽然富有，却缺少原始政治的淳朴风味。唯淳朴才能久远。
进入安道尔国土之后，到首都安道尔城还有很长一段路。路边间或有房，以灰色石块为墙，以黑色石片作瓦，朴实而美丽。城市的房舍就没有这么美丽了，但在闹市的中心有水声轰鸣，走近一看竟是山溪汇流，如瀑如潮，壮观在不便壮观的地方，因此更加壮观。
在安道尔的商店里我看着每件商品的标价牌就笑了。
安道尔小得没有自己的货币，通用法国的法郎和西班牙的比塞塔。旅游是它的第一财政收入，而旅游者来自世界各国，因此需要在每件商品上标明以各国货币换算的多种价格。但用哪一种文字来标呢？想来想去采用了一个办法，即用各国的国旗代表各国货币，一目了然。
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有趣。你即使去买一双袜子，拿起标价牌一看就像到了联合国总部门口，百旗并列，五光十色，一片热闹。每个国家，尤其是领头的那些发达国家，全都庄严地举着国旗在为安道尔的一双袜子而大声报价，而且由于那么多国家挤在一起，看上去还竞争激烈。
这真是小商品的大造化，小国家的大排场。
夜宿安道尔，高山堵窗，夜风甚凉。读书至半夜，想到窗外是被重重关山包围着的小空间，这个小空间身在欧洲却藏得很深，今夜我也随着它躲藏起来了，突然觉得有点奇怪。我们一生艰难备尝，却还从未有过隐缩在万里之外大山深处的体验。
近处山峦的顶部已经积雪。这还只是秋天，不知到了严冬季节，这儿的人们会不会出行又如何出行？甚至，是否会出现因某次雪崩而消失了一个国家的新闻？
北欧童话
一步跨进北欧，立即天高地阔。
我们从德国进入丹麦，地缘相邻，天象殊异。就在刚才，德国的树林还在以阴郁的灰绿抗击寒风，转眼，丹麦的树林早已抖尽残叶，只剩下萧萧寒枝，就连农家门外的灌木矮墙，也已冻成与泥土同色。因此，天无遮蔽，地无装饰，上下一片空明。
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满目陌生。
我惊愕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因为我不能容忍这般陌生，就像不能容忍一位曾经长年通信的长者初次见面时一脸冷漠。我与丹麦算得上“长年通信”了，在人生的荒凉季节，这儿竟然一再地成为我的精神投注地。
一点不错，我童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安徒生，青年时的精神陪伴者是勃兰兑斯，中年时的精神陪伴者多了，其中一个是克尔恺郭尔，他们全是丹麦人。
我想更多地端详这片土地，但明明是下午时分，天已黑了。北欧的冬夜如此漫长如此绝望，那些直贯东方的精神难道都是在黑暗中产生？
第一天夜宿日德兰半岛上的古城里伯市。天下着雨，夜色因湿濡而更加深沉。熬夜不如巡夜，我们在路口跟上了一位更夫。
更夫左手提一盏马灯，右手握一根戟棒，一路上用丹麦话吟唱着类似于“火烛小心”之类的句子。走到河边特别警惕，弯下腰去观察水情，岸边有一枚石柱刻明，一六三四年的洪水曾使小城灭顶。更夫离开河边又回到街道，偶尔有一二只苍老的手轻撩窗帘，那是长夜的失眠者听到了他的脚步声。
与更夫聊天，他说，在丹麦过日子，要学会如何度过长夜。连当今的玛格丽特女王也试着适应，她说过：“在冬季王宫的长夜里，我把优美的法国散文翻译成丹麦文，作为消遣。”果然，她成了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在我眼中，她以女王之尊，现身说法地道出了长夜与文学的关系。
第二站便是奥登塞，安徒生的家乡。我起了个大早穿过市场去找他出生的那间红顶房。圣诞节又临近了，特意浏览了一下市场，卖火柴小女孩心中的圣诞树和烤鹅，依然在这里碧绿焦黄。
一转弯就看到了街那头的红顶房。急速赶去，快步踏入，房间非常狭小。当年这里是贫民窟，房顶下住了很多人家。安徒生家更是贫困，祖母做过乞丐，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替别人洗衣，……哪种愁苦他没有受过？他把这一切都囫囵咽下，终于明白了这世上唯一可以倾心的，只有孩子。
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国籍又最善于寻找，很快从世界各地教室的窗口，盯上了这间红顶房。
但是，哪怕是全世界儿童的眼睛集合起来也帮不了安徒生，安徒生还是久久地缺少自信。不仅出身贫寒，而且是小语种写作，是否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他一直想成为当时比较有名的奥伦斯拉格（Adam Oehlenschlager）这样的丹麦作家，却受到各方面的嘲笑。不止一位作家公开指责他只会讨好浅薄浮躁的读者，连他的赞助人也这样写信给他：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歧途。
他很想获得丹麦之外的欧洲文学界支持，努力结交文化名人，结果反让人家觉得有“摇尾乞怜的奴态”。即便他后来终于受到广泛承认，人们也只认为他是一个善于编制漂亮童话的有趣作家，并不认为他是文学巨匠。因此，直到他临死之时，还渴求会见任何访问者，希望在他们的话语中找到赏识自己的点滴信息。他敏感脆弱，极易受伤。
他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巨匠。那些他所羡慕、拜访、害怕的名人，没有一个能望其项背，更不必说像奥伦斯拉格这样的地区性人物了。
今天，当我们早已长大，不再留连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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