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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例中，注释号放错了位置，注码不能放在“含意”的后面，而应放在“政府”的后面：总而言之，“政府”立法和司法的多种机构一词的含意，就是用国家的行政、来行使各种职能。
1。夹注。又称文内注。这种形式的注释无需使用注释号，注文直接放置正文中，用括号加以区分。
2。脚注。又称页末注。这种形式的注释在正文中的对应位置要使用注释号。如果每页需注释的地方不多，注释号可使用数量不同的星号，如第一个注释用一个星号，第二个注释用两个星号，依此类推；当然，注释号也可以使用注码。脚注在正文和注文之间通常要加脚注线，其长度为版心宽度的1/4。如果是双栏排版，注文应放在右栏。习惯上注文采用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如果正文是宋体，注文一般用楷体或仿宋体）和字号（比正文略小）来排版。
3。文末注。又叫篇后注、章后注。即将文中的注释或参考文献统一排在每篇或每章的正文之后。这种形式的注释也需在正文中的对应位置使用注释号。一篇文章需注释的地方因为往往较多，所以通常要使用注码。
4。书后注。即将全书各章的注释文字和参考文献统一排在书末，注码的安排与文末注相同。
5。段落注。即每一段文章之后的注释。这种形式的注释不需使用注释号。注文加括号放在段后，另起一行排版。
6。图注。即排在图上、图下、图左或图右的注释文字。如贴着图的边来排，注文的行长不宜超过图本身。如果注释文字与图的对应关系有可能发生混乱，要用趋向号指示清楚。
7。表注。即排在表下或表中的注释文字。十二、当引文是一句或一段完整的话时，标注引文出处的注释号的位置当引文是一句或一段完整的话时，句末点号放在引号内，标注引文出处的注释号则放在引号后。因为只有这样处理，才使注释包含了引文的全部内容。例如：
正如郭沫若所说：“古人称颂杜甫的诗为‘诗史’，我是想称颂幼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至少是小说的《华阳国，幼。”
如果完整的引文是分段另排，而引文的前后都省略了引号（就像本书的格式一样），注释号放在句末或段末的标点之后。例女口：
作者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将老年人之保守性与少年人之进取性作了淋漓尽致的对比与渲染；最后，用句式整齐、境界开阔、音韵铿锵的诗一般的语言，对少年中国作了热情洋溢的礼赞：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在这方面常见的毛病是把注释号放在句末标点之前，从而缩小了注释号提起注释或说明的范围。例如：
她曾借小说中的蝴蝶倾吐内心的郁同和痛苦：“我是只蝴蝶，恋爱应该是我全部的生命，偏偏我在这个世界上仅余一页空白。她也枉为蝴蝶，不解半点风情，迟钝有如蜗牛，闭塞胜似壁虎，走一步都要丈量，迂执更像尺十三、当引文是独立引用的一句或一段不完整的话时，标注引文出处的注释号的位置当引文是独立引用一句或一段不完整的话时，句末点号放在引号外，标注引文出处的注释号放在引号之外、句末点号之前。例如：
韩愈《祭十二郎》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文里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故王氏接着解释说：“无我之境，人帷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十四、当引文是非独立引用时，标注引文出处的注释号的位置当引文是非独立引用时，不管引用的内容完整还是不完整，要标注引文出处，注释号都应放在后引号之外、点号之前（如果有点号的话）。例如：
由于否认中国革命的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他们当时错误地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小资产阶级，认定“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因而发表怪部的批判之必黝（成仿吾），并把鲁迅作为首选的攻击对象，给他加上了“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的大帽子。十五、如果引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连贯的分句，要注明引文出处，注释号应放的位置如果引文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连贯的分句，要注明引文出处，注释号的位置要视情况而定。如果引文的出处是不相同的，应在每一引文之后加注释号。例如：
“新月诗派”很讲究艺术形式，陈西莹说其代表人物徐志摩的诗“几乎全是体制的偷入和实验”；陈梦家说他们的诗歌的特点是“主张本质的纯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如果引文的出处是相同的，注释号则应放在本复句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之后。例如：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王润华曾经从海外华文文学的“双重传统和多元文学中心”两大观念出发，探讨世界华人文学的形成的形成及其一般规律，并预言“以语言和种族建立起来的围墙，在21世纪恐怕会拆除”。
如果包含了多个句子的一大段话里面的引文出处都是相同的，为了避免注释繁琐，注释号可以只用一个，放在本段最后一个句末点号之后。下例注的内容是讲出处的，把注码放在段末的点号之后，意思是本段的所有注文均出自此注释所说的地方：
他清醒地看到我们民族在精神上背负着多么沉重的“因袭重担”，有多么可怕的“祖传老病”。他指出，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深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仍不废去，而是鼻杂”。他痛切地揭露“吃人的礼教”、“僵尸的乐观”，以及各式各样的“尊孔”、“崇儒”、“儒者之泽深且远”的“老调子”；主张继续展开“思想革命”，并及其深刻地提出“改革国民性”的问题，认为这是长期封建传统意识毒害所造成的社会心理病态和崎形，应到“毫不可惜的溃灭”。他写《狂人日记》、《正传》等，目的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各分句的引文出处若是相同的，注释号不能放在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之前，否则会造成注释范围的缩减，使人们误以为本注释只对最后一个分句有效。十六、转述性引用，如果要注明出处，注释号的位置转述性引用的内容，都是间接引语。如果要注明这种“引语”的出处，注释号应放在转述文字（句子或段落）最后的点号之后。因为只有这样放置注释号，才能说明注释范围是整个句子或段落。例如：一位人士说，需求造就市场，与传统数目的无能为力形成鲜明对照，信息技术成为书业信息市场的推动力。
这位科学史家介绍说，俞大维早在1925年就在德国的数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点集拓扑学的论文。但是，江泽涵才是中国近代拓扑学的开拓者。他最早在美国研究临界点理论，把莫尔斯（Morse）理论直接用到分析中去。他就各种分布类型系统地研究了区域的拓扑特征与牛顿位势临界点的型的关系，证明了一些与格林函数相关的定理。1934年周绍涤对点集拓扑学作了研究。1948年吴文俊发表了关于拓扑学方面的论文，引入新的拓扑不变量，显示了独创性。十七、在行文中既有对原文的转述，又有对引文的多处直接引用，要注明出处，注释号应放的位置在行文中既有对原文的转述，又有对引文的多处直接引用，要注明出处，注释号应放在转述和引用文字的最后一个标点之后。例如：
王安石察觉到，在历史的进程中，变是无可遏止的，所以他认为，历史上朝代的变更，必然引起法制上的变更，如“夏之法至商而变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商之法至周而更之”；只要这些变更就都是正常的现象。
庄子认为，“道”者的精神境界，既非那些在等级、宗法、专制的社会中身为“物役”的“知效一官，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的世俗之人所可得知，亦非“举世而誉之而不知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宋荣子和“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的列子所可企及。需注意在上述形式的注释中，注释号不应放在句末点号的前面（例如第二例把注释号放在“企及”的后面、句号的前面），更不应只放在最后一句引语的后引号的后面（例如第一例把注释号放在“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的后面、逗号的前面），因为这样处理等于缩减了注释范围，会使人误认为注释号只管局部。十八、如果引文末尾有夹注，提示引文出处的注释号的位置引文末尾有夹注又需加注码说明出处，涉及到注释号和括号并用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注释号以放在括号后为好。因为括号内的夹注往往是对正文内容的某种补充或说明，与提示引文出处的注释比较起来，与正文的联系更紧；而且把夹注放在注释号的前面，也不会造成夹注是属上还是属下的疑问。例如：
在这本书中，作者特别告诉我们：“明代在赋役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改革，是从嘉靖年间开始在局部地区实行，到万历初年在全国范围基本普遍推行的一条鞭法，但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趋势，实际上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十九、要对句子中的某些词语进行注释注释号的位置要对句子中的某些词语进行注释，注释号应紧贴在需解释的词语之后。例如：张博《五人墓碑记》赞颂五义士同魏忠贤作斗争的事迹，文章气势磅礴，充满力感。
现代主义文学是19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