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这期间，值得一说的，还有与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等的相识。同瞿秋白一样，这些人也对俄罗斯文学一往情深。1920年11月，瞿秋白与这些人一起，创建了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实在可说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
1920。12——1922。1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未毕业，便应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招聘，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这期间，向国内发回大量关于苏联的通讯，对国人了解和误解苏联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初，瞿秋白与张太雷在莫斯科相遇。张太雷于1920年10月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初，则被派赴莫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1921年5月，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俄共；1922年2月，张太雷又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共。1921年6月，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期间，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肖劲光、柯庆施等，都算是瞿秋白的学生。1922年11月，陈独秀、刘仁静赴苏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由于国内工作急需用人，陈独秀命瞿秋白会后即回国。瞿秋白遂于年底回国。
1922。12——1928。4，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四个时期。这五六年，是瞿秋白政治生涯中的上升时期，因而也是他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他曾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积极介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更是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小册子。瞿秋白的理论修养实在谈不上深厚，但写作能力却十分惊人，往往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出一本小册子。但按当时的情形来说，在开始的几年间，他政治上的“进步”还不算很快，迟至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才成为中央委员。但进入1927年，则“进步”神速。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在1927年6月，成为政治局常委。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此后的七八个月里，在瞿秋白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共在各地发动了多次儿戏般的“武装暴动”，以“红色恐怖”的方式对抗国民党政权。
1928。4——1930。8，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五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联度过。儿戏般的“武装暴动”，当然是其兴也忽、其败也速，以致于瞿秋白们自己，也感到是在“玩弄暴动”。一连串的失败和血的游戏之后，“六大”的召开就成了当务之急。但“红色恐怖”的后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没有可稍稍放心地开“六大”之地。于是中共请求共产国际批准其在苏联召开“六大”。共产国际同意了这一请求，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苏进行筹备。1928年5月，瞿秋白间道赴苏。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开幕。在“六大”上，瞿秋白虽仍是政治局委员，但会后留在了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实际上，从这时起，瞿秋白就退出了中共决策层，也结束了他政治上的黄金时期。这次在苏联的两年多，瞿秋白过得极为艰难。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所谓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崛起。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瞿秋白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米夫其时是斯大林的红人，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同叶兼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们的全部资本，虽然不过是在苏联以学生的身份吃过几年面包，但由于有米夫的支持，瞿秋白便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这期间，斯大林发动了“清党”运动，苏联境内一片“红色恐怖”。不久前在“白色中国”实行“红色恐怖”的瞿秋白，在“红色苏联”饱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米夫、王明们，也想借“清党”之机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的。他自己虽然有惊无险，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胞弟瞿景白，却在“清党”中“失踪”——无声无息地消失。
1930。8——1934。1，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六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上海度过。1930年三四月间，瞿秋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被解除。8月26日，瞿秋白夫妇途经西欧返回上海。这一时期，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被膨化了的“青年干部”，也踌躇满志地杀回国来，意欲夺取中共最高领导权，全面掌控中共。瞿秋白仍是他们重点打击的目标和必得清除的障碍。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虽然仍是政治局委员，但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会上，却被赶出了政治局。实际上，从此就离开了政治舞台。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团伙在米夫的支持下“闪亮登场”。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被米夫一把抱进了政治局。1931年4月，中共方面的“特务大师”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了总书记向忠发在6月间被捕。向被捕后也立即叛变。于是，王明成为代理总书记。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上海滩上，不断有中共党员被捕。对于王明们来说，上海滩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总书记的宝座，是王明苦苦追求的。但宝座诚可爱，生命价更高。1931年10月，惊恐万状的王明，终于决定放弃这宝座，惊蛇入草一般逃往苏联。24岁的博古，接替王明成为最高领导。王明也好，博古也好，都视瞿秋白为眼中钉、肉中刺。在政治上将瞿秋白完全边缘化了，在组织上让瞿秋白彻底出局了。这还不够。还要在思想上、在理论上把瞿秋白批倒批臭，还要完全彻底地摧毁瞿秋白的声誉。这期间，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瞿秋白成了无事可做的闲人，但却仍然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判，仍然要没完没了地自我批判。在被党内同志侮辱着和损害着的同时，瞿秋白走向了文学，介入了“左联”，结识了鲁迅。
1934。1——1935。2，是瞿秋白人生的第七个时期，这一时期在“苏区”首府瑞金度过。1933年底，中共中央从瑞金发来电报，要求本已被闲置、被抛弃的瞿秋白赴“苏区”。瞿秋白要求夫人杨之华同行，但被拒绝。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于月底辗转到达江西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因为一切依照苏联的体制和称谓，才有这种别扭的说法，用更像人话的话来说，就是“苏区政府”的教育部长。瞿秋白在“苏区”的一年，物质上过着连盐也吃不上的生活，重病的身体当然谈不上治疗和养息了。其时瑞金是博古当政，为了避嫌、为了远祸，即便是一些老朋友，也不敢与瞿秋白接触，瞿秋白精神上的苦闷就更不难想象了。这里的问题是：博古中央既早已将瞿秋白踢开，为什么又不肯让他在上海住下去，非把他从上海、从杨之华身边拉开不可呢？——这是本文要说明的问题之一。
1935。2——1935。6，是瞿秋白人生的第八个时期，也是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国民党的监牢中度过。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却被博古中央留下，不准随军撤离。“中央红军”走后，“苏区”渐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瞿秋白这些被留下的人，终于无处存身。1935年2月26日（这一日期，有2月22日、24日、26日三种说法），瞿秋白等人在“突围”途中被捕。被捕后，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枪杀于福建省长汀县罗汉岭。这里的问题是：非要把瞿秋白弄到“苏区”的博古中央，为何撤离时却又像扔破烂一般扔下他不管呢？——这也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
二
先说第一个问题：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把瞿秋白从上海弄到“苏区”？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当然，若无强有力者的教唆，他们也根本不敢在乳臭未干时，就生出踢开前辈、掌控全党的野心。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对于米夫为何要极力支持王明、博古们打倒瞿秋白，有关研究者习惯于从米夫的个人品德上找原因。米夫1901年生，小瞿秋白两岁。20年代初，米夫开始从事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研究，并很快成为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的所谓“专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具有重大的话语权。1925年，米夫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1926年底，米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抛出了《中国问题提纲》（即所谓“米夫提纲”），深受斯大林赏识。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同时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专管中国事务的副部长。其时，苏共党内的斗争已很激烈，而米夫则是铁杆的斯大林派。
代表共产国际专管中国事务的米夫，以中国问题上的“理论权威”自居。而瞿秋白则是中共党内的“理论权威”。这两个“理论权威”，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看法却有多方面和实质性的分歧。本来，即便瞿秋白一直在国内工作，也必然会与米夫相冲突。也算是造化弄人，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当然也不会真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