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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是在写完《供词》后不久，即开始写《多余的话》的。据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词》。而几天后的5月17日，瞿秋白便开手写《多余的话》。《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便强调“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一次强调：“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我觉得，瞿秋白在决定是否写这《多余的话》时，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从交上《供词》到动手写《多余的话》，中间有过几天间隔。这几天，应该是瞿秋白反复考虑、权衡的时间。瞿秋白深谙党内斗争内幕，此前也饱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苦，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的身后名带来怎样的连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这些话，是在他心的深处酝酿和涌动了许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机会一吐为快。但当还在“形格势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时候，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否则，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国民党的监狱也并非“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理想场所。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词》后，有过几天的举棋不定。但最终，强烈的一吐心声的“冲动和需要”以及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使他决定不计身后是非，而抓住这狱中“最后”的机会，把自己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
在《多余的话》一开篇和快结束时，瞿秋白都强调自己说出的是最真实、最坦白、最老实的话。而我们记得，在那篇所谓《供词》的最后，瞿秋白也声明了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然而，如果将《供词》与《多余的话》做些比较，就会感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的说法颇不同。例如，在《供词》中，说到那时期的所谓“苏区”时，都是径用“苏区”，并不加引号，表示着对这一政治性称谓毫无怀疑地认可；而在《多余的话》中，“苏区”不但往往加上引号，有时前面还冠以“所谓”二字，成了“所谓‘中央苏区’”，其语意明显不同。当然，更重大的差别还表现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评说上。例如，《供词》中这样谈到“苏区”的教育：“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些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在这里，瞿秋白似乎要以刘启尧的成长，来证明“苏区”教育的可观成就。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这番话虽然直接的意思是强调自己并没有在“苏区”这样的地方办教育的资格和能力，但却能间接地构成对“苏区”教育成就的否定。因为瞿秋白在“苏区”时是所谓“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管“苏区”的教育。作为“教育部长”的瞿秋白并没有资格和能力办教育，那教育又能办出怎样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只因为原来是“一张白纸”，所以办些义务小学，办几个师范学校，就显得很有成就了，实际成就是并不可观的。又例如，《供词》中这样说到“苏区”百姓的经济生活：“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在这里，把“苏区”的物质生活说得不错，也说到了自己与农民之间似乎很亲切的对话。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从这番话，就看不出对“苏区”农民生活的丝毫的赞扬了。当然，瞿秋白并没有说“苏区”的农民生活不好，只是说因为自己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言语”，因而无法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几天前写的《供词》中还说农民告诉自己生活比“革命以前”要“好些”，几天后写的《多余的话》却说因“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对农民生活的考察“一无所得”，这不是很矛盾吗？
我觉得，瞿秋白《供词》与《多余的话》的矛盾，并不很难理解。例如一棵树，某根树枝上有几片绿叶，其他则都是枯枝。说这棵树上也有着绿叶，这并没有说假话；说这棵树满是枯枝，则更是真话。——瞿秋白在《供词》和《多余的话》中对“苏区”的两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就像对这样一棵树的两种说法。在写《供词》和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的心态是大为不同的。《供词》是作为阶下囚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敌人”看的自供状，《多余的话》是作为将死者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同志”看的诀别词。两篇文字在写作时都有着明确的“隐含读者”。《供词》是明确地说给作为敌人的国民党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国民党官员的影子，甚至蒋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现；《多余的话》是明确地说给作为过去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士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过去的“同志”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要人的身影也会时时出现。即便在“文革”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达到求生的目的：“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4＇这也就意味着《多余的话》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作伪，是瞿秋白在狱中演的一出戏，说出的都是最不“坦白”最不“老实”的假话。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证明这种理解的荒谬。而从“隐含读者”的角度一句一句地体会、寻味《多余的话》，也是证明这种理解之荒谬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多余的话》真是所谓“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那它实际上就是写给“敌人”看的，它的“隐含读者”就是“敌人”，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余的话》，实在品不出丝毫这样的意味。
细细琢磨《多余的话》，可看出这是一个明确意识到自己会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对历史的交待。这种交待的听众首先是过去的党内“同志”。当然，有时候也能感觉到瞿秋白是把话说给世人听的，有时候则是说给后代听的，也有几句话是说给亲人听的。《多余的话》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对世人、对后代说的，也不妨看成是说给国共两党共同听的。至于专门说给国民党听的话，半句也没有。
在《多余的话》中，许多话干脆是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喊叫而出的：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