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有关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论著，在谈及这《八一宣言》时，都语焉不详，仿佛存心让人产生误解。例如，周天度在《救国会史略》中说：“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党的宣言，指明了方向，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这样的叙述，是很容易让人认为发出《八一宣言》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在中国的中共中央。
1935年10月，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到了陕北，一开始打出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即将“蒋贼”和“日本帝国主义”同作为敌人。11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林彪堂兄）从苏联到达陕北，向毛泽东传达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精神，当然也带回了《八一宣言》的宗旨。当毛泽东看到以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这宣言时，不知做何感想。反正张浩的归来，并没有立即扭转毛泽东的中共中央的政治方向。这期间，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摆出的政治姿态仍然是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12月17日至2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仍然强调“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也就是把“反蒋”与“抗日”结合起来。会上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则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被蒋介石“围追堵截”了一年多的毛泽东们，一时间并不能接受“联蒋”的策略，而且必定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们的宣言为“右倾投降主义”。
但这期间，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与中央长久失去联系后，终于听到了中央的声音，接到了中央的指示。于是，他们就按照这指示的精神行动起来。《八一宣言》直接影响了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的具体指挥者到底是哪些人，现有几种不同说法。由于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评价极高，与此稍有关系者都想争这份“功劳”。谷景生、李常青、周小舟、林枫、姚依林、黄华、黄敬、蒋南翔等其时的中共地下党员，是各种有关这场运动的资料中会出现的名字。到底是这中间的哪几个人扮演了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难以肯定。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一、这场运动是由这些地下党员中的某几个人具体策动、组织、指挥的，而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在运动中发挥了作用；二、策动、组织、指挥这场运动的人，一开始并不是受陕北的中央之命行事的，而是按照王明们发布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做出在北平发动学生运动、逼蒋抗日的决定的。
“一二·九”运动产生的影响之大，应该远远超出发动者的预计。它在全国范围内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在全国得到山呼海啸般的响应，与它喊出的口号有很大的关系。运动中喊出的口号，当然是策动、组织和指挥者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制定的，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在外敌步步进逼、人人都感到亡国灭种危险的情况下，这样的口号当然十分得人心。我觉得，这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刺激和启发。善于观察、引导和利用民众情绪的毛泽东，善于发挥口号威力的毛泽东，终于意识到，继续将“反蒋”与“抗日”并举，非但有违共产国际大会精神，在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是不能打开局面的，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只有“联蒋抗日”才可能使自身生存、发展和壮大。这直接促使了毛泽东战略的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各界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终于喊出了那句老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3＇与之拼杀了近十年，又承认对方是“兄弟”了，对于成了“亡国之君”的毛泽东来说，这是不容易的。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强调将日蒋并称是错误的，决定停止使用“抗日反蒋”的口号，代之以“逼蒋抗日”。＇4＇
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救亡热潮，在上海的反应尤其强烈。上海各界纷纷行动起来。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中共地下党员）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上海大中学生也走出校园，游行、示威、请愿。12月21日，“上海妇女界救国”成立，号召“把枪口向外瞄”。紧接着，“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学生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工人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及上海电影界等救国会”等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都宣告成立。在各界“救国会”成立的基础上，又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也在上海召开。大会选举沈钧儒、宋庆龄、马相伯、何香凝、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又从执行委员中推选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虽然有民众自发的性质，但成立伊始，就与中共地下党的介入分不开。在上海的地下党与在中国的中央恢复联系前，他们是遵照《救国报》上发表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的精神，在上海发动民众“逼蒋抗日”的。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5＇中回忆说：“文委（引按：即‘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读了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救国时报》（引按：应为《救国报》）的内容，受到很大启发。大约从一九三五年九月起，开始讨论工作转变的问题。”“‘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客观形势变化推动了文委工作转变的完成。文委努力联系一批社会上的著名人士，如沈钧儒、何香凝、陶行知、邹韬奋、章乃器等，分别组织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同难教育社以及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王尧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6＇一文中则回忆说：“失掉党中央的领导，真是痛苦。党的方针、政策是什么？不知道。红军长征的情况也不清楚，只能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反面消息，从中猜测。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同志有个报告，提出要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从巴黎寄来的《救国时报》（引按：应为《救国报》）上看到了报告的内容。……那时，我们就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考虑工作路线和工作方式的转变问题。”“当时，民族危机愈来愈深重，群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上海的广大群众和上层进步人士都有组织抗日团体的要求。……‘八大联’（引按：即‘文委’领导下的八个联盟，如‘左联’、‘社联’等）的成员就深入到各界群众中去推动组织抗日救国会。”可见，各种名目的“救国会”风起云涌地成立，本身就是潜伏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积极策动的结果。
以上还是地下党与陕北的中央恢复联系前的情况。在与中央恢复联系后，地下党对“救国会”的引导和领导就更有力量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王尧山在《一九三七年前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地下党组织的整理工作》中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派刚从莫斯科回来的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吴大琨在《党与救国会》＇7＇中回忆道：“一九三六年四月以后，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更直接了。……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一九三六年的八月初，章乃器对我说：‘大琨，现在共产党领导的社联、文联等，都已解散，原参加社联等组织的人员一律参加救国会，这是潘汉年对我说的。’所以我知道章乃器和潘汉年有工作关系。”徐雪寒在《回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片断情况》＇8＇中则说：“据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
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所领导、操控的“救国会”，以纯民间、非党派的面目出现，在国共之间以“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姿态，发表各种看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效用当然是巨大的。例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9＇中说：“大会认为：目下国内的各党各派，事实上谁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很轻易的消灭谁。‘一·二八’事变以后，中央当局曾有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表示；结果呢，历时四年有余，双方牺牲了数十万可以抗日的英勇的战士和无量数的枪弹，到现在依然是存在着一个相持的僵局，而整个民族却已经陷于无以抵抗的苦境地！这种事实证明：国内各实力派的斗争，徒便于敌人的侵略；任何实力派想用全力去消灭其他的实力派，即使能成功，结果也要因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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