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味着共产党的合法化，而共产党一旦有了抗日的权利和自由，他就会很快地把自己的影响和势力扩大到全国。最后，日本人赶走了，站在蒋介石面前的就是一个更难对付的敌手，而毛泽东则有了击败他的下一个敌人的雄厚资本。”＇2＇这番话当然说得很对，但还有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我在这里也不说。
提出与国民党再度“合作”、表示愿意接受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抗日”，对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的确【“文】是万分【“人】高明的。此举【“书】的终于【“屋】成功，也与毛泽东个人的运筹帷幄分不开。但把中国现代史上的这次极重大的事件，完全“归功”于毛泽东个人的“谋略”，则又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如此高明的。实际上，毛泽东的“谋略”，有一个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的过程。
1935年秋冬之际，毛泽东来到陕北。虽然毛泽东早就意识到打出“抗日”旗号的重要，但刚到陕北时，却还是把“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所以那时的旗号是“抗日反蒋”。到陕北后，毛泽东给一些他认为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统战”过来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写信，信中也往往是既晓之以“抗日”大义，又声讨蒋氏之“罪恶”。聊举两例。1935年12月5日致杨虎城信中写道：“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3＇这里，完全将日蒋并举，同作为讨伐诛戮的对象。1936年5月25日致阎锡山信中，则写道：“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过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4＇这封致阎锡山的信，虽云“抗日反蒋”，但其实核心是想联阎反蒋，离间之“谋略”，毫不隐晦。当然，给阎锡山写这样的信，也有点“穷猿奔林，无暇择木”的意思，用俗话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阎锡山不是张学良、杨虎城，没那么容易被“统战”。在中共党史上被大书特书的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也是将“抗日”和“反蒋”并举的。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仍强调：“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5＇。会议通过的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也强调：“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6＇
可以说，如果不放弃“反蒋”，就不可能占据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也不可能想象国共会有第二次“合作”。当然，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化也无从谈起。在“谋略”上，变“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才真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而促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建立更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应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就此问题做了政治报告。在会议期间的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该宣言于1935年10月1日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报纸《救国报》上。这份宣言说：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其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王明。大概因为王明的关系，这《救国报》在1949年后很少被人提起。我手头只有1994年版的《辞海》，查了一下，居然没有“救国报”这一辞条。其实这份报纸在中共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该报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巴黎反帝大同盟机关报的名义，于1935年5月在巴黎注册发行的中文报纸，编辑部设在莫斯科。它不但面对欧洲华侨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它可以从巴黎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刊载了《八一宣言》的《救国报》传到国内，就对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救国报》后改名为《救国时报》。1937年6月13日的《救国时报》，以整版篇幅刊载了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的照片。此举当然意义重大。王明、李立三、吴玉章等先后是该报负责人。1938年2月该报停刊。
毛泽东“抗日反蒋”的策略，与共产国际的精神和王明们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八一宣言》，显然有着距离。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林彪堂兄）从苏联到达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对共产国际的精神，毛泽东一向持有异议。但此次却没有做太激烈和太长久的抵抗。究其原因，应该是共产国际的精神比他的“谋略”更有利于中共的生存和发展。张浩回来数月后，毛泽东便开始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调整统战策略。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倡议：“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在这份通电中，国民党既然成了“兄弟”，当然也就不会再弹“讨蒋”、“反蒋”的旧调了。过去谈到蒋介石时，总是称之为“蒋贼”，现在则称之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7＇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在党内发布“秘密文件”。9月1日，该“秘密文件”以《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为题在党内发布。指示强调：“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
应该说，原先的“抗日反蒋”这一“谋略”实在谈不上高明，而“逼蒋抗日”这一招，才真是既妙又狠。
二
“逼蒋抗日”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不再来“剿”。这一招，关键在一个“逼”字。这“逼”，当然要从多方面进行。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合逼”。军事方面，则主要是做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工作，终于导致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迫使蒋介石放弃对共产党的“剿”、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与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最直接、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因。
但政治方面的“逼”也是卓有成效的。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进行，而又以上海为中心。历史上其实有太多的偶然和巧合。也正是在1935年，日寇的魔爪从东北伸进了华北，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进而侵占全中国。亲日派汉奸则在华北策动什么“五省自治运动”，河北东部甚至成立了由日本操纵的傀儡政权。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民的抗日热情汹涌澎湃。恰在这时，巴黎的《救国报》发表了以中共中央名言发布的“八一宣言”。这宣言传入国内，对民众的抗日热情则如火上浇油。对于北平和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来说，这“八一宣言”更具有指令性的意义。“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后，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实际上便失去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无由知道中央的精神，因此也不知如何行动，当他们在《救国报》上看到中共中央的宣言时，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夏衍对此有如下回忆：“新‘文委’组成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下旬，我在史沫特莱处得到一份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的这张报纸上，以专载的形式发表了一份题为《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件，文件后面签署的是：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由于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签发的，所以后来就叫作《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口号。这对我们来说，也正是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之后第一次得到的中央的指示。这之后不久，我们又从南京路惠罗公司后面的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一份九月份的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英文版），这上面登载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式，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于是，“正像大旱遇到甘露，‘文委’成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八一宣言》和季米特洛夫报告，然后分别向各联和所属单位的党员进行传达。这在思想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9＇。
潜伏在北平、上海等地的中共地下党，于是便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行动起来。人们都知道，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策动和领导的。但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一开始却又并不是受陕北的中央指示行事的。他们是在从法国传来的《救国报》上读到《八一宣言》，才决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