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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宣言在次日（2月20日）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刊》（第720号）上发表。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出席教授会的教授共74人，在辞职宣言上签名者68人，有六名教授没有签名。
冯友兰提议的教授总辞职，实在是黄诚们始料未及的。黄诚们想要不上课、不考试，专搞运动，但却必须保留学生身份，更必须依托大学校园。而教授总辞职，则意味着大学不再是大学，学生也不再是学生，“学生运动”当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华大学校史稿》这样说明学生的反应：“为了避免造成师生分裂，警惕国民党的离间和镇压学运的阴谋，同学们后来决定参加期考。”（第270页）但事情经过并不这么简单。由于教授的总辞职无异于对学生运动釜底抽薪，黄诚们当然不免惶恐，但却并没有放弃“免考”的要求。据2月20日出版的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又起波澜》一文说，“学生会”于当晚八时召开全体大会，做出决定：一、挽留教授，由“救国会”向教授解释误会。二、加强纠察队组织，维持校内秩序。三、登报声明此事真相，并表明态度。四、立即执行非常时期教育及免考办法。＇5＇可见，在教授会宣布总辞职后，黄诚们并没有打算放弃“免考”的要求，他们一方面挽留教授，一方面仍然要求“免考”。“免考”是此次“斗争”的目标，黄诚们轻易不会妥协让步。
当黄诚们大闹教授会并导致教授们总辞职时，校长梅贻琦正在南京公干。教授会立即发电报告了梅贻琦。梅贻琦心情之焦虑可想而知。2月23日下午，梅贻琦回到清华园。翌日上午10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据1936年2月25日天津《大公报》所载《清华大学风潮解决》一文说，学生大会上，梅贻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并警告学生遵守校规，不得再有越轨行为。同时以不容置辩的口气宣布：一、大考必须补行。二“救国会”委员黄诚等各记大过两次。三、不接受“救国会”提出的所谓“非常时期教育办法”。四、凡不愿接受清华之教育者，可以离去。24日当天，校长办公室贴出通告：“改定于2月29日至3月6日举行上学期学期考试，自即日起至2月28日止，暂停上课，俾资温习功课。”＇6＇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强烈要求“免考”的学生才不得不妥协让步，同意应考，而教授们也答应打消辞意。
1929年2月29日，是清华学生开始补考的日子。令梅贻琦大伤脑筋的是，这天凌晨，北平军警突然闯入清华园，依照“黑名单”搜捕学生。学生群起抵抗，竟然能与大批军警长时间对峙。《清华大学校史稿》写道：“在与反动军警搏斗中，同学们夺过军警带来的馒头、肉馅饼作为武器，雨点般朝着军警投掷，还将反动军警开来捕人的几辆汽车捣毁，当反动军警企图乘车逃跑时，汽车已全部不能发动了，他们只好拖枪拽刀，悻悻而去。”（第271页）持枪携刀的军警，竟然被手无寸铁的学生夺去了干粮，又被这夺去的干粮打得狼狈逃窜，不知该佩服学生的勇猛，还是该感叹军警的无能。北平军警此次突然行动，虽然抓走了二十来人，但并没有抓到姚依林、蒋南翔、黄诚等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学生领袖。姚依林、蒋南翔等人本来已被抓住，但却被学生们从军警手里像抢馒头一样抢回来了。而他们得以最终逃脱，凭的则是教授们的保护。事件亲历者韦君宜在《敬悼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回忆道：“1936年月29日，冀察政委会派军警包围清华，搜查了一夜。那天夜里，黄诚、姚依林两个同学躲在冯先生家客厅里，黄诚在那里做了一首诗，后来黄诚这首诗传了出来。但是冯先生隐藏两个重要学生领袖的事，则并没有怎样外传，很少知道。很长时间冯先生也没有告诉人。”＇7＇至于韦君宜自己，则与其他5个女同学一起躲在了朱自清家。对此，韦君宜在《“二·二九”那一天》中有这样的描述：
我选过朱先生的《宋诗》。我是一个很坏的学生，既不想听，也不想念，还在课后和别的同学一起瞎议论过：他一点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散文作家，像个书蛀虫。可是这天晚上，在家接待我们的朱先生却不但很慈和而且很有胆气，很能干，一点也不像书蛀虫。他把我们三个接进去，不大一会又有人按门玲，他都让进。最后一共来了六个女同学。记得清的还的一个是高景芝。记不清另两个是谁了，是否有郭建（郭见恩）？
人这么多，显然很容易出乱子。但朱先生却镇定，倒像个老于此道的，让我们围着一个小圆桌坐下。他拿出一副扑克牌交给我们，说：“停一会如果军警搜查到我家来，你们就说都是我的侄女、外甥女，在这里玩牌，天晚了进不去城了。”
我们坐在那里，还在阿平的领导下开小会研究今天的结局和明天的形势。……
后来大家都困了，朱太太陈竹隐先生安排我们都躺下。天亮以后，听听校园里没有声音了，朱太太起来拿出一包药棉花分给我们，用来蘸牙膏刷牙。又给每人剪一块新毛巾，最后还准备了早点（王作民还记得是吃的包子，我可忘了）。
我们向朱先生告别，他嘱咐我们小心走。阿平说：“一个一个走。”轮到我走了，出了朱家院门，正是清晨。校园里寂静无声，鸟雀不惊，松柏特别青翠，满园清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忽然发现清华这么美啊！我东看西看，一个黑狗子的影子也没有了，便深深吸了几口清气，迈步回静斋而去。＇8＇
此外，还有学生躲在闻一多、华罗庚等教授家里。＇9＇几天前，这些学生们还大闹教授会，与教授们对峙。几天后，当遇到危难时，他们却近乎本能地逃向这些教授家里寻求保护。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逼”他们补考的教授们，在危难关头也一定不会拒绝他们。仅此一点，就足以让那时的教授欣慰和自豪。
顺便说一句，1981年出版的《清华大学校史稿》，对此次事件叙述甚详，但对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保护学生领袖一事，却只字不提。
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中外震惊。共产国际闻讯立即指示中共，要“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蒋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国抗日大局，与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无关系的。撇开其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局势不谈，仅从其时国内的民意来看，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积极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也无疑是绝对正确的。换句话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其时国内的人心所向。
事变一爆发，许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张学良们的行为，因而纷纷对张学良们发出非议、谴责、声讨。
在事变次日的日记中，朱自清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10＇
在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八位教授的倡议下，12月15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并成立由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的电报宣言起草委员会，朱自清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宣言》说：
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之斗争，须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能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
近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
夫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会
这些教授们，不但公开发表宣言，在课堂上也对张学良严加斥责。闻一多平时上课从不跑野马，但西安事变后几天，在一次“毛诗”课上，却离开“毛诗”而大谈国事，声色俱厉。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又如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并厉声责问台下学生：“谁敢起来告诉我，你们做的对么？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么？你们可以站起来说！”停了许久，闻一多又说道：“今天我可说话了，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今天我可说话了！”＇11＇
事变发生在西安，闻一多为何在清华的课堂上对着学生喝问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多少能回答这个问题：“一些激进学生对其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