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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这一时期大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另一群大专院校的学生不能不提，他们是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还有其时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参加了北大“新潮社”的郭绍虞。1917年夏，郑振铎来到北京，考入交通部所属的铁路交通学校。而同年暮春，瞿秋白来到北京，考入外交部所属的俄文专修馆。耿济之与瞿秋白同时考入俄文专修馆，入学后俩人成为同班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其时同是北京汇文大学的学生（1919年，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王统照则是北京大学学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恰好都住在东城根一带，又加上共同的兴趣和志趣，很快便聚集在一起。1919年11月，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合办的旬刊《新社会》出版。《新社会》主要发表批评社会的文章，但也发表新文学作品。在《新社会》第一号上，郑振铎发表了在当时颇有影响的新诗《我是少年》：
我是少年！我是少年！
我有如炬的眼，
我有思想如泉。
我有牺牲的精神，
我有自由不可捐。
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
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
我起！我起！
我欲打破一切的威权。
这首诗，表现的是典型的“五四”精神。叶圣陶晚年在为《郑振铎选集》作序时，写道：“振铎兄的这首《我是少年》发表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可以说是当时年轻一代人觉醒的呼声。这道诗曾经有人给配上谱，成为当时青年学生普遍爱唱的一支歌。”＇2＇1920年5月，《新社会》办到第19号时，被北京警察当局查禁。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于8月间创办了《人道》月刊，但也出版了一期便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刊。
这时期，这群青年学生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郑振铎在《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中回忆道：“我们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个共同的兴趣就是搞文学。我们特别对俄罗斯文学有了很深的喜爱。秋白、济之是在俄文专修馆读书的。在那个学校里，用的俄文课本就是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的作品。济之偶然翻译出一二篇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来，大家都很喜悦它们。”＇3＇瞿秋白、耿济之等直接从俄文阅读俄罗斯文学，郑振铎等则找来英译俄罗斯文学作品阅读。读好的外文作品而产生翻译的冲动，是很自然的。郑振铎们也不例外：“我们这时候对俄国文学的翻译，发生了很大的兴趣。秋白、济之，还有好几位俄专里的同学，都参加翻译工作。我也译些契诃夫和安得烈耶夫的作品，却都是从英文转译的。同时，也看些用英文写或译的俄国文学史，像小小的绿皮的家庭丛书里的一本《俄国文学》，就成了我们怀中之宝。秋白他们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小说，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克雷洛夫的寓言，其中有关于作家的介绍，就是由我从那本小书里抄译出来的。我当时写信给在日本的田汉同志，希望他能介绍些俄国文学史给我们。”＇4＇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是中国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俄罗斯文学之始。这期间，有几种他们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集出版。瞿秋白、耿济之等翻译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由共学社出版，郑振铎、耿济之等多人翻译的《俄国戏曲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耿济之、沈颖等翻译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第一集由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在翻译俄罗斯文学的同时，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还有不少介绍、评析俄罗斯文学的文章。俄罗斯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一时期，瞿秋白、郑振铎、耿济之等一群北京大专院校的学生对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与评介，实际上在间接地从事着中国新文学的创造。
1920年10月，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起程赴苏联。1921年1月4日，中国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当时公布的12位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这12人中，周作人、朱希祖是北大教授，他们同蒋百里、叶绍钧、沈雁冰、孙伏园等人显然是被拉来壮声势的，且叶绍钧、沈雁冰也并未来京参加成立大会。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许地山这几个学生无疑是“文学研究会”真正的筹划者。“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并非心血来潮之举。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几年间在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评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发起成立一个文学社团的想法。“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时，瞿秋白已离开北京，所以无缘成为发起人，但应该认为瞿秋白是实际上的发起人之一。另一个应该强调的问题是，“文学研究会”完全是俄罗斯文学所催生的。“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要在中国创造新文学，至于如何创造新文学，是以俄罗斯文学为参照、为榜样的。郑振铎起草的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也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一生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样的一种对文学的认识和要求，也是俄罗斯文学赋予的。是托尔斯、屠格涅夫、契诃夫、果戈里等人让郑振铎们对文学具有了这样一种观念。
这时期，北京的清华学校也活跃着一批热衷于新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学生。闻一多1913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离开清华学校赴美留学。闻一多的新诗创作和研究，起步于清华学校求学时期。1923年9月，闻一多的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红烛》全书分为“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孤雁篇”、“红豆篇”，其中“李白篇”、“雨夜篇”、“青春篇”都写于清华学校时期。在热情地创作新诗的同时，闻一多还热心于新诗的理论批评与研究。在1921年3月1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211期上，闻一多发表了《敬告落伍的诗家》一文，对清华学校国文部的文化保守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章一开头便强调“诗体底解放早已成为了历史的事实”，而清华学校却“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的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闻一多进而写道：“我诚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若是定要执迷不悟，你们就刊起《国故》来也可，立起‘南社’来也可，就是做起试帖来也无不可，只是千万要做得搜藏一点，顾顾大家的面子。有人在那边鼓着嘴笑我们腐败呢！”＇5＇不仅是闻一多热衷于新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那时的清华学校学生梁实秋后来回忆道：“我从事文艺创作是在我进入高等科之初，起先是几个朋友（顾毓秀、张忠绂、翟桓等）在校庆日之前热热闹闹翻译了一本《短篇小说作法》……我们的组织名为‘小说研究社’，向学校借占了一间空的寝室作为会所。后来我们认识了比我们高两级的闻一多，是他提议把小说研究社改为‘清华文学社’，添了不少新会员，包括朱湘、孙大雨、闻一多、谢文炳，饶子离（孟侃）、杨子惠（世恩）等。……这时候我和一多都大量的写白话诗，朝夕观摩，引为乐事。”＇6＇
1925年5月，闻一多终止在美国的留学，回到国内，任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对新诗的热情却仍未稍减。徐志摩主编《晨报副刊》，每周出诗刊一次，这诗刊就由闻一多编辑。这期间，闻一多的书房成了一群新诗人聚会的场所。闻一多将自己的书房装饰得别具一格，因而给来过的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蹇先艾在《忆闻一多同志》中有这样的回忆：“他的那间书房，凡是到过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完全用黑纸裱糊，诗人仿武梁祠画像，细笔勾勒了一些人物、车马的图形，在高悬的电灯照耀之下，显得格外神秘、阴森；当然也别具一种艺术风格。”＇7＇到闻一多书房来读诗、品诗、谈诗者，大都是在北京求学的学生。沈从文在《谈朗诵诗》中对这时期闻一多书房的诗歌活动有这样的介绍：“在客厅里读诗供多数人听，这种试验在新月社即已有过，成绩如何我不知道。较后的试验，是在闻一多先生家举行的。他正从国外学画归来，在旧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任教务长职，住家在学校附近京畿道某号房子。那时他还正存心作画师，预备用中国历史故事作油画，还有些孩子兴趣或摩登幻想，把家中一间客厅墙壁表糊得黑黑的，（除了窗子完全用黑纸糊上！）拦腰还嵌了一道金边。《晨报》社要办个诗刊，当时京派诗人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杨子惠、朱大楠诸先生。为办诗刊，大家齐集在闻先生家那间小黑房子里，高高兴兴的读诗。或读他人的，或读自己的。不特很高兴，而且很认真。结果所得经验是，凡看过的诗，可以从本人诵读中多得到一点妙处，以及用字措词的轻重得失。凡不曾看过的诗，读起来字句就不大容易明白，更难望明白它的好坏。闻先生的《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