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书、冯至、卞之琳等都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西南联大外文系还聘请了威廉·燕卜逊任教。燕卜逊是英国的著名诗人，更是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其理论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在当时影响巨大。西南联大正是有这了这样一些写诗、讲诗、关心诗、热爱诗的中外教师，才在学生中产生了一个诗人群。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赵瑞蕻等，当时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以穆旦为突出代表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燕卜逊、朱自清、李广田、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人的理论、翻译、讲授、指导和鼓励，加上西南联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个诗歌群体。王佐良后来总结性地说：“中国的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的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逊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诗＇13＇，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启式’的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14＇
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等人对西南联大青年诗歌群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40年12月，西南联大的一些热爱新文艺的学生组织了文艺团体“冬青社”，成员中就有杜运燮、萧珊、汪曾祺、巫宁坤、穆旦。闻一多、冯至、卞之琳、李广田欣然应邀担任他们的导师＇15＇。1944年4月9日，又一群学生要成立一个诗社，到闻一多家中，请闻一多担任导师，闻一多同样高兴地应允了，并强调这个诗社应表现出“新”意，于是这个诗社就被命名为“新诗社”。后来，当年的“新诗社”成员以史集的集体笔名写了《闻一多与新诗社》的回忆文章，其中说：“闻先生非常认真地评讲了大家带来的习作，他非常支持我们组织诗社的愿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了他对诗的见解。从批判中国传统的所谓‘诗教’，讲到写诗和做人的道理，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更坦诚地谈他对我们诗社的期望。他说：‘我们的诗社，应该是“新”诗社，全新的诗社。不仅要写新诗，更要做新的诗人。你们当然比我懂得更多，在这年头，你们会明白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诗人。’这就是我们所以把酝酿成立的诗社命名为‘新诗社’的由来。……虽然在一周之后，我们又在联大西南区教学区旁的学生服务处小会堂，开了一个有更多同学参加的新诗社成立大会，但是我们仍然把司家营和闻先生一起的集会作为新诗社成立的纪念日。”＇16＇以后，闻一多常常参加“新诗社”的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读诗、品诗、研究诗。闻山在《教我学步的人——闻一多先生逝世十周年祭》中，回忆说：“夜晚，在一座小楼上，一群喜爱诗的年青人热哄哄地聚在一起。各人带来自己最近写的诗，交换看看，闻先生也来了。他是大家的诗的读者，也是临时的批评家。房子太小，人多，又没有凳子，于是拿稻草打成的圆垫子叠起来，靠着墙坐了一排，屏风栏上也坐满了人。闻先生原先被尊敬地安置在床上坐着，但半中间他却挤到了坐草垫子的那一排去。他朗诵了一些诗，也读了我的一首。他读时，我觉着害羞，但又感到幸福的发慌，我只顾听他怎样念，以至他如何说我的诗，竟没有听进耳朵里去。谈诗谈得很热烈。闻先生笑着，听着……”＇17＇
谈到西南联大与新文学发展的关系，还应提到沈从文。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回忆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通俗地说，沈从文是在课堂上手把手地教学生写小说、写散文了。在《沈从文先生与西南联大》中，汪曾祺介绍了沈从文的教学方式：“教创作靠‘讲’不成。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桔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作一些这样的片断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沈先生教写作，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也有时从这篇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见解精到，文笔讲究。”“沈先生教创作还有一种办法，我以为是行之有效的，学生写了一个作品，他除了写很长的读后感之外，还会介绍你看一些与你这个作品写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记得我写过一篇不成熟的小说《灯下》，记一个店铺里上灯以后各色人的活动，无主要人物、主要情节，散散漫漫。沈先生就介绍我看了几篇这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写的《腐烂》。学生看看别人是怎样写的，自己是怎样写的，对比借鉴，是会有长进的。这些书都是沈先生找来，带给学生的。因此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里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18＇这样的课程和教授法，不应该理解为就是为了“培养”作家，而应该理解为是在培养懂得文学、具有精细的口味的优秀读者，这对文学的发展是比“培养”几个作家更重要的。这样的课程和教授法，还能培养真正了解创作甘苦的文学研究者。不过，汪曾祺也毕竟在一定意义上是沈从文“培养”的。——“培养”出了一个汪曾祺，其实也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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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十分粗略地考察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我们首先应该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一种相互哺育的关系。中国现代大学，是现代中国最富有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地方，也是现代中国最富有人文气息的地方。这样一种环境，为新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其适宜的土壤。在这样的环境里，师生普遍具有开放的心态和怀疑的精神，普遍养成了独立思考、追问求索的习惯。这样一种精神气候，对于学术研究十分有利，当然也非常适宜于文学的生长。有这样一种校园风气，才有一群热爱新文学、痴迷新文学的教师和学生。所以，中国现代大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养育者之一，中国现代文学大大受惠于中国现代大学。但是，如果把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仅仅理解成养育与被养育、施惠与受惠的关系，却又是片面的。应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从一个独特的方面，养育着中国现代大学、施惠于现代大学。校园里有一群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本身就是校园文化中的一种异彩。这些师生的文学活动，强化着校园的人文气息；这些师生的文学创作，这些师生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的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本身就是现代大学精神的一种体现。如果说文学创作提供的是审美价值，那么就可以说，校园里那些醉心于新文学创作的师生，是在“美”化着校园。有了这样一群醉心于新文学的师生，大学里就多了一份灵气，少了一份俗气；多了一份热情，少了一份冷漠；多了一份温馨，少了一份寒意；多了一份无用之用，少了一份急功近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也养育着现代大学，也施惠于现代大学。
当然，现代大学与现代文学的良性互动和相互哺育，还应该从一些具体的方面来分析。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同时又进行新文学的创作，可以使得古代文学与新文学达至最切实最合理的交融，在这种交融中，古代文学成为新文学的一种资源，而新文学创作的实践，又有助于对古典文学的认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就是很典型的例子。1920年始，鲁迅受聘在多所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促使他对中国小说史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和课堂讲解，明显有利于他的现代小说创作；而鲁迅的现代小说创作，又明显有利于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领会、理解。鲁迅现代小说创作的经验，影响着他对古代小说的认识。只不过不应把这仅仅理解成是对古代小说的妙处有更精微细致的体味，也应看到对古代小说的局限有更痛切的认识。换言之，现代小说的创作，既使得鲁迅更好地看到古代小说好的方面，也使得鲁迅更好地看到古代小说不好的方面。发生在鲁迅身上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发生在闻一多、朱自清身上。闻一多、朱自清作为教授的“本业”，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但他们又同时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古典文学的研究、教学与新文学的创作之间，无疑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就说闻一多吧，古代诗歌的研究，无疑有利于他对新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思考，而新诗创作的经验，也无疑有助于他对古代诗歌的认识。
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和在外文系学习的学生，同时又进行中国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