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才能对他们的文章见怪不怪，才能读懂他们的假意和真心。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发表于1936年9月出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副标题中的所谓“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意。这篇文章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出“新哲学者”既有工作的不足。陈伯达自认为是“新哲学”的代表者，所以说是“自己批判”。“新哲学者”的不足是什么呢？陈伯达认为是没有很好地利用已夺取的阵地：“我们新哲学者应该实行自己批判。中国新哲学者虽则已占住了自己坚固的阵地，却还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阵地，尽自己应尽的任务。”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中国的旧传统思想，一般地缺乏了有系统的批判”，二是“关于哲学的写作中，也还没有很好地和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没有很好地用活生生的中国政治实例来阐释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这样子，新哲学就容易变成空谈”。第一个方面，即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方面，姑且不论。第二个方面，强调的是“新哲学”应该更好地为中共的现行政治服务。既然“新哲学者”存在这样的不足，那怎样才能“补偏救弊”呢？这就有了文章的第二层意思：“新启蒙运动”。陈伯达写道：“当着目前民族大破灭危机的面前，哲学上的争斗，应该和一般的人民斗争结合起来，我们应该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应该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新哲学者一方面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的争斗，从事于中国现实之唯物辩证法的阐释；另一方面则应该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在抗敌反礼教反独断反迷信的争斗中，以自己的正确理论为中心，而与哲学上的一切忠心祖国的分子，一切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家，进行大联合阵线。”
陈伯达这篇发轫之作，其实已把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和实现目的之手段，都说出来了。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普及“新哲学”，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为中共的现实政治服务。至于手段，文章的标题已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国防动员”的旗号下，发动“新启蒙运动”，以“启蒙”的方式，把“新哲学”灌输到尽可能多的人的头脑中去。
紧接着，在1936年10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第一卷第二期上，陈伯达又发表了《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陈伯达开始明确地把他们的“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第一次新文化运动，而“新启蒙运动”则是“第二次新文化运动”。这“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不仅是对第一次的继承，更是对第一次的“超越”，是对第一次所具有的“局限”的“克服”，是更高一级的“启蒙”。首先撰文响应陈伯达的，是在上海的艾思奇。这年春季，当周扬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艾思奇曾热烈响应。文学并非艾思奇所操之业，但他却成为“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坚决捍卫者。而现在，陈伯达分明提出的是“国防哲学”的口号。哲学则是艾思奇的“专长”，他更没有理由不立即站出来了。在1936年10月出版的《生活》星期刊第一卷上，艾思奇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热烈地呼应了陈伯达。艾思奇还在1937年3月5日出版的《文化食粮》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主要是在“爱国主义”上做文章。从1936年秋到1937年，陈伯达还发表了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思想无罪——我们要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和“争取现代文化的中国”而奋斗》（《读书月报》1937年第3号）等文章。艾思奇还发表了《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1937年6月第8期）、《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1937年6月创刊号）等文章。何干之发表了《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国民周刊》1937年7月第1卷第13期）。此外，张申府、沈于田等许多人都参与了讨论。柳湜（中共党员）还推出了一本小册子《国难与文化》（黑白丛书社1937年3月），对“中国文化运动往何处去的问题，作一个系统的答复”。1937年5月出版的《读书月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何干之、吴清友等撰写的《“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开头说：“近来我国文化界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启蒙运动’的口号，接着也有人著文响应这个口号，从而这个运动便在无形中形成了，为究明这个运动的本质起见，本刊曾于最近召请了几位文化人，举行了一次新启蒙运动座谈”。文章从五个方面对座谈做了综述。在《读书月报》第2号上，发表了署名“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文末注明写于1937年6月8日。文章以这样一段开头：
旧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十八年前北京的五四学生运动为导火线，而掀起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同样的，我们新启蒙运动的爆发，也可说是以一二九北平学生救亡运动为契机的，这好象是历史的偶然，但旧的和新的两个启蒙运动，恰好都发生在北平。其实我们如果从封建的帝都北京，和被敌人蹂躏的国防前线的北平，这两个不同的背景去考察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对象，即刻会发现两个启蒙运动同样发生在北京或北平的必然性。
这番话让我们明白，“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旧”而言的。这番话也明确地宣称，所谓“新启蒙运动”是“一二·九运动”引发的。自非还写道：“从五四纪念以后北平的新启蒙运动，不仅是前进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在推进，而已得到广大的救亡团体的支持和推动了。……在五月的一个月中，由笔者的统计，北平各报纸杂志上，共发表了三十六篇讨论新启蒙运动的论文。”
1937年12月，何干之出版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在这本小书中，何干之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说起，依次评说了“康梁的维新运动”、“辛亥反正的三民政策”、“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时代及其以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当然也不能不有所肯定，虽然肯定得常常有些勉强、有些含糊。对这些“启蒙运动”，何干之却有更明确的否定。何干之以专著的方式论述这些“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清算它们，就是要指出它们的种种“局限”。在清算了此前的历次“启蒙运动”后，何干之说到了目前的“新启蒙运动”。何干之不遗余力地强调，“新启蒙运动”是对此前历次“启蒙运动”的“超越”，是最合理、最高级的“启蒙运动”，是真正能“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因为“新启蒙运动”“只是在形式上反复着过去运动的姿态，而实质上却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譬如同是爱国主义运动，但这一次启蒙运动所选择的对象不同；同是自由主义运动，但在目前，我们已经锻炼了一个壁垒鲜明的思想派系了；过去反封建任务未完成，目前在理性运动面前，以公正的姿态，批判一切非理性的东西。”＇19＇
自非的《新启蒙运动在北平》，把“新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的理由，是二者都由学生运动所引发，这理由其实并不成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5月4日之前就开始了。与其说是“五四学生运动”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毋宁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学生运动”。“五四学生运动”首先是启蒙的果实而不是启蒙的种子。但陈伯达等人所谓的“新启蒙运动”却的确是学生运动的产物。应该说，是《八一宣言》引发了“一二·九运动”，而“一二·九运动”及其引发的全国性的救亡热潮，启发了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使他们巧妙地借助这股热潮，发起了一场以“启蒙”命名的思想运动。应该说，陈伯达等人的确是非常善于抓住时机的。在此之前，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就致力于宣传、普及“新哲学”，但那是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禁止的，因而是一种“地下工作”，一种有风险的工作。正因为如此，其效果也就有限。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合法化。这样，公开地、大规模地宣传“新哲学”也就有了可能。当然，陈伯达不会愚蠢到把这场宣传运动直露地命名为“新哲学宣传运动”或“马克思主义普及运动”，他必须为这场运动起一个既动听又堂皇的名目，“新启蒙”就是这样一个可让陈伯达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名目。因此，把这场本意在于借助救亡热潮宣传、普及“左倾”思想的运动冠以“新启蒙运动”之名，本身就是一种话语策略。
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也是陈伯达们的话语策略之一。陈伯达们要借救亡大潮获取公开地、合法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哲学”的权利，当然要极力强调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要拼命鼓吹“思想的大解放”。在长文《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激昂地说：“挽救目前思想界的危机，惟一的道路就是思想的大解放。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能普遍走上救国的觉醒，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每人都应有批评的权利，每人都应可以被批评。我们所提出的新启蒙运动，其内容总括来说，�